第三章 童年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已经搬到了常州市椿桂坊17号。这是一栋木结构的两层转盘楼，起先肯定是一户有钱人家的住宅，解放后产权就归了天宁区房管局了。楼里住了十几户居民，老老少少几十口人，十分热闹。我家住在二楼，上楼下楼要走一架吱嘎吱嘎响的木楼梯。我小时候总怕木板会突然断裂，因此从不敢一个人下楼，总要奶奶搀扶着才肯走。楼门口有一条河，是大运河的支流，时不时也有几艘船只经过。平时人们洗衣服、倒马桶也都到河边的码头上有说有笑地干着。离我家楼不远处还有一口井，家里吃的、用的水都是每天早上父亲从井里打上来，再一桶一桶拎上楼的。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人生五件事：吃、喝、拉、撒、睡，说吃：做饭用煤球炉，天天早上要拎下楼，放在街上生火，烟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生好了火再拎回楼上，往过道上一搁就算是厨房了。这炉子要它旺的时间怎么也不旺，弄不好还灭了；不要它旺的时候火苗腾腾地，只得放壶水在上面任它开。一天的伙食，除了早晚两顿粥、中午一顿饭外，全家三口人就两角钱的菜金，无非是青菜、豆腐当家，萝卜、冬瓜说话，每星期能见到一二次荤腥，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说喝：屋门口走道上放着一口大水缸，把三四岁的孩子扔进去都能淹死那么大。每天早晨父亲都要提一个大水桶，一桶水怎么也有七八十斤重，楞是从楼前的井里一桶一桶地吊上水来，倒满了一大水桶，再一桶一桶地提上楼，把水缸注满才够一家人一二天之用。说拉、撒：家里放一个马桶，是木制的，每天上午都是奶奶挪着三寸小脚，将马桶拎下楼，走到五十米开外的厕所中倒了，再拎到河边洗涮干净，然后放在墙根下晾干了才将它拎回家中。说睡：家中就一间房，倒不小，有二十多平米，因是木结构的建筑，所以四周全是木头板壁，透气漏风不隔音。和两边邻居家就隔一层三合板，小时候我和邻居家孩子吵架，吵完了回家还不解气，就在板壁上挖一个小洞，拿小水枪互相往对方家里滋水。到了冬天，外面有多冷，屋里就有多冷，室内的温度常常在零度以下，毛巾被冻成了硬板，敲上去梆梆响。睡觉时如果不用“汤婆子”预先将被窝焐热，是怎么也伸不进腿的。到了夏天，家里充其量就是一个凉棚，有屋顶挡挡太阳而已。唯一的降温方法就是扇扇子，再就是父亲下班时买一些三分钱一斤的西瓜回来吃，这是整个夏天中我最愉快的事了。
在我家往东走一百米左右有一个灵官庙，解放前后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从重庆青木关迁到此处，但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建院后就搬到北京去了。
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生病，而且总是半夜里突然发高烧。这下可苦了父亲了，他在大成一厂上的是三班制。有时上中班午夜十二点钟回家，一看我发高烧，二话不说，抱起来直奔医院。到了医院量体温、听心肺，打针、吃药，等回到家中就已是凌晨二、三点了。那时候不兴打点滴，一般都要病得很重时医生才给打点滴。有一次，我扁桃体发炎高烧到摄氏40度，医生怕烧坏了脑子，就开了打点滴的药。可到了注射室，因为我长得瘦小，胳膊上的血管太细打不进去，就在头上找血管打，扎了几次也扎不进去，疼得我哭声都变了调。父亲看着，实在心疼得忍不住了，就嚷着说不打了、不打了，抱起我就走。回到家中，高烧仍是不退，怎么办呢？急得奶奶和父亲团团转，没有办法。因嗓子疼得厉害，喂药都咽不进，喂一口吐一口，最后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奶奶急得直掉眼泪，说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
楼下有一位邻居老先生听到楼上孩子一直在哭，就跑上楼来问孩子怎么了，为什么一直哭啊？奶奶就流着泪说：这孩子病得不轻，药也喂不进，针也打不进，看来是凶多吉少了。老先生说：别急，别急，让我看看。说着走到床前，用手一摸，说：哟！挺烫。但你们别着急，我有办法。只见老先生从桌上拿起了一把调羹，是那种碗瓷的，在脸盆里洗了洗，又拿了一只碗，盛了半碗清水，将我背上的衣服撩上去，用调羹蘸着清水给我刮痧。一会儿，我的背上被刮出了一道道的血印。渐渐地我显得安静了，用手一摸，也不那么烫手了。过了一会儿，高烧终于退了下去，再喂药也没吐出来。吃过药，我静静地睡熟了。奶奶和父亲对老先生真是从心底里感激万分，可老先生却淡淡地一笑，说左邻右舍的，帮帮忙是应该的。说着连口水都没喝，就下楼回家了。
又有一次，我白天还是好好的，到了傍晚就觉得浑身发冷。奶奶用手一摸额头，着急地说：唉哟！又发热了，这个小祖宗成了豆腐做的了。恰巧父亲上的又是中班，要到半夜才能回来，急得奶奶只能找点人丹给我吃，脱了衣服让我躺下，头上敷上一条凉毛巾。直到深夜十二点多钟父亲进门，奶奶象遇见了救星似的，一叠声地说：唉哟！你可回来了，小君又发高热了，快想想办法吧。父亲过来一看，发现我不但高烧，腮帮子还肿得老大，一直哭闹不止，不知得了什么病。但在这深更半夜，哪里去找医生呢？父亲转念一想，离家不远有一家“童宁远药房”，是常州的老字号药店，他们总会有些办法的。于是急忙赶到药店去敲门，那时的药店也有24小时服务。父亲对药店的掌柜说了我的症状，掌柜的进去拿了一帖膏药出来，说用火化开了给孩子贴在腮帮子上。父亲回来依法给我贴上，过了一会儿，我疼痛减轻了，就不怎么哭闹了。等我渐渐睡熟后，奶奶和父亲才得以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抱着我上了医院。儿科的这位医生叫潘容静，因为常给我看病，都变成老熟人了。他一看，说：这孩子得的是腮腺炎，俗称为‘蛤蟆风’。这种病没有生命危险，回去用热水敷敷，再吃点药，过几天就会好的。但男孩子得腮腺炎可能会引发睾丸炎而造成终生不育，回去后要特别注意孩子的睾丸有没有红肿和疼痛。刚开始父亲听潘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倒也放心了。后来说可能会引发睾丸炎而造成终生不育，却不由得紧张起来。你想这对三代单传的赵家来说，是关系到继承香火的大事情，能不紧张吗？潘医生也看出来了，笑了笑说：别紧张嘛，我说的是有可能会引发睾丸炎，又没说一定会引发，而且即使引发了睾丸炎，只要及时治疗，也不至于造成终生不育。你放心吧，只要当心一点就是了。临走时潘医生还送给父亲一个空的盐水瓶，就是那种500CC打点滴用的药水瓶。现在这种瓶子送废品站都不收，但那时候在医院里没有熟人还真弄不到手。这个瓶子陪伴了我很多年，冬天用它焐手、焐被子，可管用了。后来潘医生老了，退休了，还患了老年痴呆症，父亲去看望他，他都不认识了，但知道有个赵鑫（父亲小名），是老朋友。直到他去世，这个盐水瓶我还用着呢。
从医院里回来后，就吃药、热敷，过了没几天，腮帮子的肿消了，体温也正常了。令奶奶和父亲高兴的是，我的睾丸始终没有红肿和疼痛过，看来继承赵家香火是不会有问题了。
我小时候很乖，从不一个人下楼玩。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阳光直射到家中的五斗柜上。奶奶总是把我抱到柜子上，给我两块饼干，一碗开水，还有一套小锅小碟的玩具，和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我就自己玩起“过家家”的游戏了。一玩就是一上午，这样奶奶就能干她的针线活了。
在我四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麻疹。这次病得可真不轻，奶奶整整在床上陪我躺了一个星期。由于护理得当，疹子顺利发出，又很好地收疹，痊愈后非但没有留下后遗症，反而增强了身体的抵抗力。从那时候起，我才逐渐地摆脱了疾病的困扰。
人生在世应该说是很不易的，虽然人们常常看到人生中充满着机遇，但往往没有察觉到危险也是时时刻刻地伴随着我们的。如果没有奶奶、父亲，以及各位对我有恩的伯伯、叔叔、阿姨、婶婶们，大概几个我都不在人世了，但最危险的一次要算是在我姑妈的婚宴上。
我姑妈赵君萍，1950年到上海工作。当时，姑妈年轻漂亮，性格开朗，是位热血青年，在思想上非常要求进步，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了一名团干部。上海黄浦区的党组织很是看重她，派她去学习会计专业，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黄浦区街道医院从事财务工作。一次在共青团的活动上，认识了在上海土产进出口公司工作的青年团员沈幼丹，两人经过几年的恋爱，心心相映，于1955年5月1日举行了婚礼。为此，父亲抱着我特意从常州赶去上海参加婚礼。
因为新房比较窄小，酒席摆不开，因此就设法借了一间大一些的房间来举行婚宴。这间房在三楼，临街。这老房子的三楼挺高，怎么也有现在的四层楼房那么高。那天中午，父亲带我去赴宴。与一干人等打过招呼，喝了口茶，就等着开宴了。闲来无事，父亲将我抱到窗台上，看外面的街景。窗户本来是关着的，我站在窗台上，两手自然就去推窗子。不料窗户并没有插上，应手向外打开，而窗外既没有纱窗，也没有护拦，空空地直对着街面。窗子一打开，我整个人就向外倾倒，眼看着要掉下去，一条小命就玩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还是父亲手急眼快，一把从后面将我的衣服抓住，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儿子。当时父亲也是惊得一身冷汗，越想越后怕，差一点把喜事弄成恨事。
1956年，姑妈生下了我的大表弟沈阳，长得白白胖胖的。虽然我比他大两岁，但由于我的先天不足，所以个头比较小，很快就被表弟赶上了。姑妈在上海工作，经济上稍稍要好一些。姑妈就说哥哥做日夜班，挣那么三四十元钱工资，上要养老，下要扶小，太辛苦了。就让姆妈（指我奶奶）带着小君到上海来住一阵子好了，这里的条件总要好一些。
就这样，奶奶常带着我去上海，一住就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那时候姑妈家住在上海河南中路367号，下了火车，总是叫一辆三轮车，一按气喇叭“咕嘎咕嘎”，直奔河南路而去。这种载客的三轮车在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的士”，从火车站到姑妈家大约要化五角钱。按当年的物价来计算，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元钱。这种“高消费”在平时是不敢奢望的，只有到姑妈家去才能享受一次。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很高兴，坐在三轮车上看着街景，觉得幸福极了。有时候遇到下雨，三轮车把雨蓬撑起来，看着外面下大雨，我坐在里面淋不着，车走起来还一晃一晃的，更是感到有趣。当三轮车经过一座高高的河南路桥时，我就知道姑妈家快到了。因为桥很高，车子蹬不上去，这时候车夫就下来一手扶把，一手拽住车上的一个绳环使劲地往桥上拉。到了桥顶上，车夫再骑上车，脚踩着刹车，一手不停地按气喇叭“咕嘎咕嘎咕嘎咕嘎”，快速地向桥下冲去。这是一路上最刺激的时刻，我总是禁不住“格格格”地笑出声来。车子到了河南中路367号，我总是抢着先跑进去，一面跑，一面叫“阿婆！阿婆！”阿婆是我姑妈的婆婆，因为我姑夫也是独生子，所以阿婆将姑妈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平时婆媳关系极好。上海人奶奶叫阿婆，我也就跟着叫阿婆了。阿婆一见我进来，赶忙迎出来，一面热情地说：啊哟，外婆小君来了。一面走到门口帮着提包袱。
那时到姑妈家去总是用一块大大的蓝布，包上一些换洗的衣服，还少不了带十块常州大麻糕，将四个对角打个结，就是全部的行李了。姑夫、姑妈一般都上班不在家，表弟见到我们去，也叫着“外婆”跑过来，小兄弟见面，自然十分高兴。阿婆拎起菜篮就上了菜市场，当然那年代客人来了也不会大鱼大肉地猛吃一顿，不过是买一条鲫鱼，割半斤肉，称一些青菜而已。到了傍晚时分，估计姑妈快要下班了，我们小兄弟俩就到门口去等。远远看见姑妈走过来，我和表弟争先恐后地跑过去叫“妈妈、姑妈”，然后一人拉着姑妈一只手走回家。
姑妈年轻时非常漂亮，身材又靓，气质又好，上班时总是穿着一身职业女装，别提多有风度了，我小时候最敬佩的女性就是姑妈。暂住上海时，只要姑妈在家，我总是腻在她身边，比她自己的儿子还要亲热。姑妈看见奶奶和我来了，也非常高兴。那时候姑夫在上海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工作，一年倒有十个月出差在外地，常常不在家。姑妈一回家，一家人就算到齐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吃过晚饭，姑妈就要忙着给奶奶和我准备床铺了。说实在的，姑妈家的住房也很小，楼上一间屋是主卧室，楼下只有五六平米一小间房，放一张床是阿婆和表弟睡的。现在多了我们两个人，只能让我和表弟两个小家伙睡到小阁楼上去。这个小阁楼很低，上去后只能坐着和躺着，但我和表弟还是愿意两个人呆在上面玩，常常白天也不下来。楼上姑妈的卧室打扫得很干净，地方也大一些，但白天都锁着，只有吃过晚饭，姑妈在楼上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我们两个小孩子才得以上楼脱了鞋在地板上打滚。一到八点钟，大人就催我们洗脸洗脚睡觉了。反正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大家都习惯早睡早起。
早晨阿婆很早就起来了，上街买了油条回来给我们当早点。接着姑妈也起来，洗洗脸，吃过早点就上班去了。奶奶、我和表弟总要到七点半才起床，这时候阿婆都买完菜回来了。白天奶奶帮着阿婆择择菜、做做饭、聊聊天，我和表弟就在家玩玩具、看小人书。就是出去玩也不敢走远，只有离家门口五十米远的那家戏剧服装用品商店是我们常去玩的地方。那里面有黄的绿的蓝的青的戏装；黑的白的长的短的胡须；粉的棕的红的橙的油彩；笑的哭的凶的善的面具，令人目不暇接。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枪、宝剑、斧铖钩叉之类的十八般兵器，还有各种京剧脸谱。但那些都是正式的戏剧用品，不是玩具，不能拿给我们小孩子玩，也不可能买回来当玩具玩，因此只能每天都去商店里饱饱眼福，想象着脸上带着这些“鬼脸壳子”（面具），腰里佩着宝剑，手中拿着长枪，该是多么的威风啊！时间长了，商店的营业员都认识我们小哥儿俩了，有时候也让我们摸摸宝剑、戴戴面具，使我们兴奋欲狂，也就“叔叔、阿姨”地叫得更亲热了。再就是站在南京路口看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尤其喜欢瞧那走起来“叮叮咚咚”响的有轨电车。那时我们特别羡慕那些电车的售票员，每天可以乘着好玩的电车逛街，不但不要买票，还可以拿工资，心想这大概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了。除此以外，就只能呆在家里看看小人书，玩玩小玩具了。
有一次，姑妈买回来两个小玩具，是那种一根细绳环，中间穿着一个塑料圆盘，带着两只“耳朵”，玩的时候将绳环套在两个中指上，甩几下，使绳子绞起来，再一拉一放，塑料圆盘就飞速地旋转起来，还“呜呜”地鸣叫。我和表弟一人一个，我们玩得可开心了，玩完了各自放好。可第二天我甩的时候一不小心，塑料圆盘碰到了桌子上，将一只“耳朵”碰坏了。啊呀，这么心爱的玩具坏了，怎么办呢？我赶紧将掉在地上的半只“耳朵”捡起来，往塑料圆盘上对，倒是严丝合缝，看不出来，但不能转，一转就又掉下来了。我去锅里拿了几颗饭粒，想把它粘上，可试了几次都不成功。看来是弄不好了，那就放回去吧。忽然看到表弟的那一只好好地摆在旁边，而他在阁楼上睡觉还没起来，何不顺手和他的换一换呢？想到这里，我就模仿着将绳子绕得与他的那只一模一样，依照他的摆法把那只坏了的放在表弟的玩具盒里，把那只好的放在我的玩具盒里。放好后我白天一直没去动它，而表弟也似乎忘了这个玩具似的，可我的心里却始终忐忑不安。直到姑妈下班回家，一家人吃过晚饭，表弟才想起昨天玩的玩具来，拿起来刚一甩，“耳朵”就掉了下来，表弟“哇”的一声哭了，叫着：妈妈，妈妈，我的转盘坏了，昨天还好好的，不知谁给弄坏了。呜……姑妈赶紧过来，一面给表弟擦着眼泪，一面安慰他说：喔──，别哭别哭，坏了就坏了，不是还能转吗？没关系。又转过身来问我：小君，你看见是谁给弄坏了吗？
“没、没、没看见，我的也放在那儿，一、一、一直没动。”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姑妈是何等聪明的人，她一定发现了这其中的小孩子把戏，只是为了顾全我的面子，才没有当众戳穿而已。姑妈又说：
“坏了一个没关系，小君的那个不是好好的吗？小君你是哥哥，把你的先借给弟弟玩玩好吗？”
“好！好！你先拿我的这个玩吧。”
我正害怕姑妈会当场揭穿我的把戏，把我骂一顿，从此再不喜欢我。真是越想越怕，后悔不已。现在听姑妈这么一说，赶紧借个台阶下，拿起那只好的就塞到表弟的手中。表弟也就不哭了，玩了起来。我可没心思再玩了，早早地一个人爬到阁楼上，看那些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小人书。表弟一个人玩玩没劲，就将玩具放回盒中，也跟着爬到阁楼上来看书。
第二天，等我起床下来，姑妈已经上班去了，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我却对这个玩具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就怕别人看见了会勾起这件事来，从此再不玩它。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却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当你为了得到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么将会连同本来该属于你的那部分一起失去；而且你悔过得越晚，将失去得越多。我一直将此事引以为戒，至今从不为得到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儿时在上海姑妈家是我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不但有小伙伴玩，到了星期天或假日，姑妈都会带我们上公园，给我和表弟买一样的衣服，买一样的玩具，完全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呵护有加。从小失去母亲，是我心中最大的缺憾。我总是嫉妒表弟能叫“妈妈”，而我却只能叫“姑妈”。有一天，姑妈下班回来，表弟就“妈妈、妈妈”地叫，我心里很难过，跑过去拉着姑妈的手说：
“我不叫姑妈了，我也要叫妈妈。”
说着眼睛里饱含着委屈的泪水。姑妈蹲下来，拿出手帕来给我擦着眼泪，说：啊哟，小君啊，姑妈嘛就是妈妈呀，我是一直把你当做自己儿子的啊。此时表弟一把抱住姑妈的脖子，大声地说：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妈妈。我也抱住姑妈的脖子，毫不相让地大声说：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姑妈笑着说：啊哟，啊哟，你们两个小家伙累死我了。都叫妈妈，两个人都叫妈妈。我和表弟才放了手，一个劲地叫“妈妈，妈妈”。旁边阿婆见了也说：小君啊从小没了妈妈，真是可怜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管姑妈叫妈妈，直到二十多岁后不好意思叫了，才又叫回姑妈的。
据奶奶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抱着我去算过命。当奶奶将我的生辰八字报上后，那位人称“半仙”的算命先生一脸严肃地说什么这个孩子非同一般，是天上的星秀下凡，将来一定是位人上的先生，造诣非凡云云，无非是为了骗老太太几个钱化。奶奶听了自然很高兴，但转念一想，将来不过是位先生，也就教教书而已。看看当时身边认识的那些在小学、中学里教书的老师，并没有什么出人头地的样子。不过做老人的，只求孩子能一生平安，命中没有大灾大难，有碗饭吃，也就满足了。因此，并不十分放在心上。
我小时候开口说话比较早，十个月时就能清楚地叫“爹爹”了，还能讲一些简单的词句，唯独不会叫“妈妈”，直到我母亲病危时，才在病床边第一次叫了“妈妈”。到了一岁多，小嘴就整天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不是缠着大人们讲故事，就是提问题。于是，奶奶、父亲只要有空就给我讲故事，还教我认数、识字。
我三岁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块小石板，还有配套的细粉笔。我天天用它涂涂画画，可好玩啦。有时候，父亲上班以前，会在石板上写上一个字，诸如“人、口、大、刀”之类，作为我的作业，晚上下班回来要我默写的。我奶奶也念过书，非但认识字，还能写毛笔小楷，画工笔画，白天也常常教我写字。平时不过是每天完成作业而已，但有一天却让父亲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惊喜。
那一天下午，奶奶带我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影片的名字叫《画中人》。内容大概是讲古代有一位穷书生，家里有一幅祖传的仕女图。突然有一天，画上的美女从纸上走下来，与穷书生结为秦晋之好。为书生烧饭补衣，料理家务，让夫婿专心读书。当有人来家时，美女即走入画中，仍是一幅仕女图。此事不知怎么让村里的富豪窥视到了，为了请赏就禀报了官府，官府又为了升官发财，想把这幅仕女图进贡给皇上。于是，官府软硬兼施地要穷书生交出仕女图。穷书生和画中的美女巧妙地与官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我看着看着就入了“画”了。当银幕上出现邻居来敲门报信的情节时，我大声地回答道：
“来啦！亲娘，快去开门。”
你想电影院里除了影片的音效外，本来是鸦雀无声的，突然有一个清脆的童音应着电影的情节大声地回答，而且完全出于真心，并非是恶作剧。一时间引起了场内观众们的一阵笑声，许多人还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讨欢喜啊。（常州话“讨欢喜”是“讨人喜爱”的意思）。等散了场，很多观众簇拥过来，这个摸摸我的脸，那个拉拉我的手，喜欢得不得了。也难怪，我童年那个时代，大人们的文化层次普遍较低，每天大都想的是上班下班、挣钱养家，对孩子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就很不错了，哪里还顾得上对孩子们的培养啊。因此，那年代平民家的孩子一般都比较粗俗，机灵、嘴巧的并不多。所以我小时候在大人们的眼里可算是一个小人精了。
看完电影，奶奶带我回到家里，我却始终沉浸在影片的情节之中。奶奶要忙着做饭，我一个人就拿起小石板画啊、写啊。傍晚，父亲下班回来，一眼就看到这块小石板，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画中人”三个字，旁边还画了一个美女，居然也有模有样的。父亲就问奶奶：“姆妈，石板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石板上什么字啊？我不知道。”奶奶说着也走过来看，看了良久，说：
“哟！写得画得都不错啊，不是我写的，要嘛是小君写的吧。”还把在电影院里发生的事讲给父亲听。
字当然是我写的，画也是我画的，石板也是我故意放在显眼的地方让父亲看的。果然父亲看了很高兴，毕竟孩子才三岁，“中”字和“人”字算是以前学过的，可这“画”字却没有教过啊，看了场电影就学会了，旁边还画了个美女，画得还真不像妖怪似的吓人，看着挺可爱的，这起码说明儿子挺聪明，好好培养培养，说不定真会有些出息呢。奶奶、父亲夸了我几句，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吃了晚饭。
教育学家说过，家长是孩子最初的老师。这话千真万确，在我上学以前，奶奶和父亲就已经通过各种方法教了我很多的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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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楽章 少年時代
私は物心がついたころから、一家はすでに常州市椿桂坊1７号に引っ越してきた。私たち家族が住んでいたこの建物は木造の螺旋階段式の二階建てで、金持ちの家だったらしいが、解放後は天寧区住宅管理局の管理となった。建物の中には十数戸の住民がすんでいて、老若男女およそ数十人の住民が共同生活し、非常ににぎやかだった。私の家は二階にあり、きまってぎしぎしする木の階段を登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万が一階段の板が折れて落ちたらと怖くて、一人では降りられず、いつもおばあさんの手をとって降りていた。建物の前には小河が流れている。大運河の支流だが、時々船が通っている。人々は毎日欠かさず小河の埠頭に集まってきては談笑しながら洗濯し、おまるも洗ったりしていた。家の近くに井戸があって、毎日の飲用水はきまって父が毎日のように朝、井戸から水を汲みあげ、また水桶で何回も二階まで運んでいたのだ。
その時代は、人々の生活水準は低く、仕事以外大事なことは「食う」、「飲む」、「大用」、「小用」と「寝る」の五用件だけだった。
一つ目は「食う」。当時は豆炭のストーブでご飯を炊いたりしていた。毎朝豆炭ストーブを二階から道路まで運んで、朦々たる煙に涙まみれで火をおこして、また二階に運んで廊下に置いて炊事を開始する。簡単な炊事場だ。ところで豆炭ストーブは強火がほしいのに一向にこなかったり、消えたりすることもある。今度はすることないのに、火が燃え立って、しようがないからやかんをのせてお湯を沸かしっぱなしにするしかない。一日の食事は、朝夕二食のお粥と昼食のご飯のほか、一家3人は20銭のおかず代しかなく、青菜、豆腐が主役で、大根、冬瓜が脇役。週に1、2回肉や魚の欠けらさえ見られれば、もう御馳走だ。
次は「飲む」。廊下に大きな水甕が置いてあり、3、4才子供も溺れるほどの大きさだ。毎朝父は大きい水桶を持っておりて、井戸水を汲んでは運んでいた。3、40キロもある水桶を父は、住宅前の井戸から水を汲んで水桶を満タンにし、力強く2階の水甕に入れ、数回往復して水甕いっぱいにして一日の飲用水を確保する。
そして「大用」と「小用」。家には木製の馬桶が一個ある。毎日の午前に祖母が3寸の纏足で、その馬桶を2階から下へ持っていて、50メートルほど離れた便所で汚物を捨てる。それから小河へ持っていき、きれいに洗ってから壁の下に乾くまで干してから2階の自宅に持って帰る。
最後は「寝る」。わが家には部屋が一つしかなかった。狭くはないが、二十平米ちょっとの部屋であった。木造なので、すべて板の壁だ。隙間風に音が漏れる。左右の隣室とはベニヤ板一枚だけで、小さい時に隣室の子供と喧嘩したりして、家に帰っても収まらないので、壁に小さな穴を空けて水鉄砲で互いに相手の家に放水合戦したものだった。冬になると、外は寒ければ、家の中も寒いし、気温は常にマイナス以下。タオルは板のように凍り、叩くとトントンと音がするほどだった。夜眠る時、「湯たんぽ」で布団を暖めておかないと、とてもベッドには入れないほどだった。夏になると今度は、家はせいぜい日除けで、屋根で日差しを遮断するだけだった。唯一温度を下げる方法は扇を使うことだ。あと、父が退社するときに一個一円ぐらいの西瓜を買って帰るのを待つことだ。その西瓜は夏の一番の楽しみだった。
私の家から東へ100メートルぐらいのところに霊官廟があって、解放前後に中央音楽学院の少年クラスが重慶の青木関よりここに引っ越してきたそうだが、1950年に中央音楽学院が正式に設立された後、北京に引っ越していった。
私は小さい時体が弱く、いつも病気がちで、しばしば夜中に高熱をだし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った。これは父にたいへん心配をかけていた。父は大成一廠につとめ、三交替制勤務だった。中番勤務の時、夜十二時に帰宅し、高熱を出している私を見てすぐに私を抱いて、早足で病院に急いで行った。病院に着いたら、体温を測ってもらったり、聴診器をかけてもらったりしてくれて一通りの用事が済んだらもう明け方の二時や三時にもなるのだった。当時点滴は貴重なので、普通に重病人にしか医者は点滴を指示しなかった。ある日、私は扁桃腺炎症で４０度の高熱を出してしまい、脳を焼けるといけないから、医者は点滴を指示した。しかし注射室に入っても、私の体が痩せていたため腕の血管も細すぎて針を打てないので、頭の血管から輸液針を入れようとしたが、それも何回打っても針が入らなかった。痛みで声がかすれるほど泣いている私を見て、父はまいってしまい、
「注射はやめた!」
と声を荒げて、私を抱き上げて家に連れてかえった。しかし、高熱が下がるわけでもなく、父も祖母もお手上げ状態。喉が痛くて水薬も呑めず、呑んでは吐いた。最後に、私は泣く力さえ出なくなった。祖母はほろりほろりと涙を流しながら、この子はもう駄目だ、と口から漏らしていた。
この時、一階の住民に年配の方が一人いて、私がずっと泣いているのを聞いて、二階に上がり、
「この子はどうしたの？どうしてずっと泣いているの？」
と尋ねた。祖母は泣きながら言った。
「この子はひどい病気にかかって、薬も飲めず、注射もできない。もうだめかも」と。
年配の方は、
「落ち着いて、落ち着いて。ちょっと私に診せてください」
と言いながらベッドに近づき、私の額に手を当てた。
「おや、熱い。でも、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考えがあるから」
年配の方は食卓から一本のれんげを取ると、洗面器の中でさっと洗って、また茶碗を持ってきて、半分ぐらい水を入れた。そして私の衣服をまくりあげて背中を出して、そのれんげで水をつけては背中をひっかき始めた。みるみるうちに背中が一筋一筋紫色に変わった。次第に私が落ち着いて静かになり、額に触ってみると熱も先ほど熱くなかった。しばらくして高熱はついに下がり、薬も呑んだ。薬を呑んで私は静に寝入った。祖母と父は感激極まったが、年配の方はにっこりして言った。
「隣人同士ですから、お互い様でしょう」
と、お水も飲まずに１階の家に帰っていった。
次のある日、私は、昼間は何ともなかったが、夕方になると急に全身に寒気がしてきた。祖母は私の額に手を当てて思わず言った。
「あら、また熱が出たよ。この子ったら張子のトラみたい」
その日父はまた中番の仕事で深夜にならないと帰って来られない。祖母は取る術がなく、仁丹を見つけて私に呑ませた。そして、私の服を脱いで寝かせて、濡れたタオルを額にあててくれた。夜十二時過ぎたところ、父が仕事場から帰って来た。祖母はほっとしてまるで救いの神が来たみたいに言った。
「やっと帰ってきたわ。大変だよ、君ちゃんまた熱が出たわ。早く何とかして！」
父はそばにやってきてみると、熱だけでなく頬も腫れていた。私が泣きやまないし、何の病気にかかったか分からず、父は困った。こんな夜中にどこへ行ったら医者に診てもらえるかと考えたら、ふと、父は家の近くに「童寧遠薬局」があることを思い出した。常州市の老舗の薬局なので、何とかなるだろうと思って、急いで薬局に行った。当時も24時間営業があったため、父は薬局の支配人に私の症状を説明したら、支配人は店から1服の膏薬を持ってきた。
「これを火にあててやわらかくしてから、頬に貼ってください」
と父に説明した。父は家に帰って、支配人の言った通りに貼ってくれた。しばらくしたら痛みが軽くなったので、泣くのもやんだ。祖母と父は、私が段々寝入ってからやっと休んだ。
翌日の朝、父は私を抱いて病院に行った。小児科の潘 容静という医師がいて、いつも診てもらっていたので、すっかり知り合いになった。私を診て彼は父に言った。
「この子は耳下腺炎にかかった。俗にいう「お多福かぜ」だ。この病気は命の危険がないから帰ったら熱いタオルで当ててください。薬を呑めば数日で治るよ。ただ、男の子が耳下腺炎にかかった場合、それによる睾丸炎の併発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睾丸炎は生育不能に繋がるから、帰ったらお子さんの睾丸は腫れと痛みがあるかどうか観察してほしい」
最初は危険がないと聞いて父は安心していたが、睾丸炎が併発すると成育不能だと聞いて、父はまた深刻な表情になった。だいたい、三世代も続く一人っ子の家庭にとっては、これは跡継ぎに関わる大問題だ。
潘医師は顔がこわばった父の気持ちを見抜いてにっこりして言った。
「大丈夫だよ。私が言ったのは睾丸炎併発の可能性だよ、可能性だ。必ず併発するとは言っていない。たとえ睾丸炎が併発したとしても、適時に治療すれば生育不能は避けられる。安心してください。注意していれば大丈夫だ」
帰り際に、潘医師は父に空の塩水瓶を１個くれた。500CCの点滴薬用の瓶だった(500CCの牛乳瓶に似ている、訳注)。今はこの空き瓶はリサイクルに出しても回収してくれないものだが、当時は病院に知り合いがいないと手に入らない貴重品だった。この空き瓶は長年私を伴ってくれた。冬は湯たんぽの代わりに、手や布団を暖めてくれたし、掛け替えのないものであった。その後、年を取った潘医師が定年になり、不幸にも老人痴呆症に罹ったが、見舞いに行った父が誰かもわからなかったが、趙 鑫（父の渾名）と言えば知っている、旧友であると、まだ覚えているようだった。この空き瓶は潘医師が亡くなってからも私はまだ愛用していた。
病院から帰ってきてから、服薬や温湿布をして数日後、頬の腫れが消え、体温も正常に戻った。特に祖母と父を喜ばせたのは、私の睾丸は腫れもせず痛みもなかったことだ。これで趙家の跡継ぎは問題ないわけだ。
私は小さい時はおとなしくて、一人で２階から降りて外に出て遊ぶことはなかった。暖かい春で花咲く季節に、日差しが家の箪笥に直射している。祖母はいつも私をこの箪笥の上に座らせて、ビスケットとお湯をくれて、飯事のおもちゃと奇麗なお人形もあった。独りで「飯事遊び」を始める。午前中はずっとこうして一人で遊んでいた。祖母はいつも私が遊んでいる時に針仕事に専念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私が４才の時に、はしかに罹った。今度の病気はひどかった。祖母は一週間も添い寝をしてくれた。家族の丹念な看病のお蔭で、発疹は順調できれいにおさまった。後遺症もないばかりか、体は却って抵抗力が増強し、強くなった。それからは病魔が次第に私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った。
人生はいつも苦難が付き物だ。人々は常に人生の中で出現するチャンスに注目するが、往々にして危険が伴うことに気づかないものだ。私の周りに祖母や父、そして世話をしてくれた叔父さんや叔母さんたちがいなければ、私は何回死んでもおかしくなかった。中でも、一番危なかったのは叔母の結婚披露宴に行ったときのことだった。
私の叔母である趙 君萍は、1950年に上海に行って就職した。叔母は若くて清楚で、明るい熱血青年であった。思想的にも向上心が強く、間もなく共産主義青年団に入団し、そして共青団の幹部になった。上海市黄浦区の共産党組織は彼女を重視し、彼女を会計学専門の勉強に派遣し、後に共産党にも入党した。卒業後、黄浦区の街道病院で財務を担当する職員となった。彼女はある共青団のパーティで、当時の上海土畜産進出口公司共青団員の沈 幼丹さんと出合い、数年の恋愛を経て、意気投合の二人は1955年5月1日に結婚式をあげた。結婚披露宴に参加するため、父はわざわざ私を連れて上海にやってきた。
新婚夫婦の寝室が狭いため、酒席は並べきれないので、ちょっと広い部屋を借りて結婚披露宴を開催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部屋は三階にあり、通りに面していた。この古めかしい建物は三階が高くて、どう見ても現在の四階の高さに相当する。その日の昼頃、父は私を連れて宴席に行った。出席者に一通り挨拶をした後、お茶を飲みながら宴席が始まるのを待っていた。やることないので父は私を窓の敷居に抱き上げて外の街風景を眺めようとした。窓はもともと閉じていたので、私は窓の敷居に立って自然に窓を両手で押して開こうとした。ところで窓は止め金がかけておらず、手で押すとそのまま窓は外へ開いた。この窓の外側は網戸もなく柵も何もなく、下の通りは目の前に見えた。窓が外へ開くと私もそのまま外へ放り出して、もう、一巻の終わりだ。間一髪の差で、顔色変えた父が素早く背後から私の服を掴んだ。死に神から命を取り戻した私を見て、父は冷や汗びっしょりだった。思えば思うほど怖くて、もう少しでお祝い事が残念な事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ころだった。
1956年に叔母の長男として従弟の沈 陽が生まれた。もち肌で可愛かった。私は従弟より二歳年上だが、生まれつきの弱い体なので、背が小さいから、すぐに従弟に追いつかれた。叔母は上海で働いているから経済状況も家より少し良い。それで叔母は、
「兄ちゃんは夜も昼も仕事があって、三、四十元ぐらいの給料で老人と子供を養うから、大変でしょう。お母さん（祖母のこと）は君ちゃんをつれて一緒に上海に暫く住んでみたら？こっちの方はまだ状況がよいから」
と勧めていた。こうして、祖母はよく私を上海へ連れて行き、叔母の家で暮らしていた。三、四ヶ月の時もあれば、半年の時もあった。
その頃叔母は、上海河南中路の367号に住んでいて、私たちは列車をおりたら、いつも三輪タクを拾って、エアクラクションを「クーカ、クーカ」鳴らしながら、河南路に向かって一直線。当時このような乗客乗りの三輪車は今で言う「タクシー」に相当するもので、上海駅から叔母の家まで大体五十銭だった。当時の物価で計算すると、今の2、30元(約4、500円)ほどだった。ふだんこのような「贅沢」は思ってもみないものだが、叔母のところに行く時だけの楽しみだった。三輪タクに乗りながら街風景を眺め、もう幸せの一言だった。雨の日でも、雨よけを出してくれて、大雨に濡れずにいながら雨景色が眺められ、そしてゆれながら走る三輪タクはまた格別の趣があった。三輪タクが高い河南路橋を通過する時、もうすぐ叔母の家だとわかる。橋の坂が急なため、三輪タクはそのまま漕いでは登れない。そこへ三輪のおじさんは素早く降りて片手でハンドルをとり、片手は三輪タクに繋いであるロープの輪を引いて力いっぱいに橋の上へと引っ張る。坂を登りきると、おじさんはまた素早く三輪タクに乗って、足でブレーキを踏んで「クーカ、クーカ」とエアクラクションを鳴らしながら一気に坂を下りる。これは一番刺激な場所で私はいつもげらげらと笑いだしてしまう。三輪タクは河南中路の367号に着くと、私はいつも前を走りながら、「おばあさん、おばあさん」と叫びながら家に入っていく。「おばあさん」とは叔母の義理の母で、叔父も一人っ子なので、おばあさんは叔母を娘のように可愛がり、姑関係はとても良い。上海人は祖母をおばあさんと呼ぶので、私もおばあさんと呼んでいる。おばあさんは私が入って来るのを見て、
「あら、いらっしゃい。外祖母様と君ちゃんがきたよ」
と親切にあいさつしながら、迎えに玄関を出て、荷物運びを手伝ってくれた。
あの頃叔母の家に行く時はいつも大きい藍染の風呂敷で着替えとかを入れて持っていくのだった。また必ず常州土産のゴマケーキを10個持っていく。風呂敷を対角に結んで、旅行の荷物がこれ一個でできたのだ。
叔父や叔母は昼間出勤であまり家にいなかったが、従弟は私達を見て「おばあさん」と呼びながら駆け寄ってきて、幼い兄弟の嬉しい再会でもあった。従弟のおばあさんは早速買物かごを提げて市場に行った。もちろんあの年代にお客さんが来ても贅沢にご馳走をせず、せいぜいフナ一匹と、ブタ肉500グラムに、そして青菜にすぎない。夕方頃になると、叔母はそろそろ職場から帰ってくるのを見合わせて兄弟二人は玄関口で叔母の帰りを待っていた。遠くの叔母の姿を見かけると、私と従弟は我先に早足で「お母さん」、「叔母さん」と叫びながら叔母を出迎えた。そしてそれぞれ叔母の片手を組んで家に帰った。
若い頃の叔母はすごい美人で、すらりとしていて知性的である。仕事に行く時は制服を身にまとい、颯爽として格好良い。小さいときに最も尊敬する女性は叔母だった。上海滞在の期間は叔母が家に居る限り、いつも彼女の傍にくっついていた。沈ちゃんよりも叔母に甘えていた。
叔母は祖母と私が来たことで、嬉しそうだった。叔父はその時、上海市特産品輸出入会社に勤め、1年のうちは10ヵ月間出張で、よく留守だった。それで叔母さんが帰宅したらもう全員そろったので、一家にぎやかに夕食の卓を囲んだ。夕食後は今度、叔母は祖母と私の寝どころを準備してくれた。実をいうと、叔母の家も広くはなかった。二階の部屋は叔母と叔父の寝室で、一階は5、6平方メートルの小さい部屋で、おばあさんと従弟のベッドが置いてあった。今二人が増えたので、私と従弟は屋根裏の部屋で寝ることになった。屋根裏の部屋は狭くて、座っているか寝ているかのどっちかしかできないが、私と従弟はむしろこの部屋で遊ぶのが好きで、昼間もなかなか降りてこなかった。二階の叔母の寝室はきれいに掃除してあって、部屋も広いが、昼間は鍵がかかっている。晩ご飯のあと、叔母は部屋で針仕事をしたりする間にやっと部屋に入れてもらって、靴を脱いで、床でぐるぐる転んでは遊んでいた。八時になると大人たちに、もう顔を洗って、足を洗ってはやく寝なさいと催促される。どうせテレビのなかった時代だから、早寝早起きが慣れっこだった。
朝はおばあさんがいつも早く起きて、街から油条を買ってきて朝食に食べる。次に起きるのは叔母で、顔を洗って朝ご飯を食べたら仕事に出かける。祖母や私と従弟はいつも七時半過ぎにやっと起きたときは、もうおばあさんが市場から買い物をしてきた。 昼間は、祖母はおばあさんのお手伝いで、野菜を洗ったり、ご飯を炊いたり、世間話をしたりして過ごす。私は従弟と遊んだり小人書を読んだりして過ごした。外に出ても遠くには行かず、叔母の家から五十メートル先の演劇衣装道具用品商店はよく遊びにいく店だった。この店には色とりどりの時代劇の衣装もあれば、黒や白の、短い、長い飾り鬚もあった。ドーランも色とりどりで、ピンク色、茶色、朱色とオレンジ色。笑顔の、泣き面の、悪の、善のお面など、お目の正月だった。しかし、一番興味のあるものは、槍、剣、斧、鉞、曲がり鎌など、18種の武芸①と京劇のくまどりだった。ここは正真正銘の芝居用の道具でおもちゃではないので、手に持たせてくれないし、買って帰るわけにもいかない。毎日店へ眺めにいくが、目の保養にはなる。お面をかぶり、腰に剣を携帯して、手に槍をもっていたらなんと格好良いことだろうと、いつも想像したりしていた。よく顔を出すので、店の店員はこっちのことを覚えてくれて、たまに剣を触らせてくれたり、くまどりを被らせてくれたりしたので、もう有頂天になり、口々に「おじさん」、「おばさん」と一層、親しくなった。このほかに、南京路の街頭に立って、行き来する車両と人ごみを眺め、特に走ると「チンチントントン」音がする路面電車を見るのが好きだった。特に羨ましいと思うのは、路面電車の車掌さんだった。毎日楽しい電車を乗り放題、しかも、切符を買う必要もなく、その上給料をもらっている。こんなに良い仕事はほかにあろうか、と思っていたものだ。これ以外の時間は、家で漫画を読んだり、玩具と遊んだりして過ごしていた。
ある日、叔母は二つの玩具を買ってきた。細い糸の両端に輪があり、糸の真ん中にプラスチックの小さい円盤が取り付けられていて、円盤の突起部２つの「耳」のようなおもちゃだ。遊び方は、まず糸の両端の輪を両手の中指に嵌めて、何回か同じ方向に円盤を振れば、糸が絡み始めるので、それから両手で左右に引っ張っては緩めていると、円盤がぐるぐると正、反回転を加速していき、「ヴーヴー」と音が鳴る。私と従弟は一個ずつ手に持って楽しく遊んで、終わったらそれぞれきちんとしまっておく。ところで次の日、私の不注意で遊んでいるときに円盤が食卓にぶつかってしまい、「耳」の一つが壊れておちた。いけないと思って、落ちた半分の耳を拾って、円盤に合わせたら、見た目では分からないぐらいぴったりくっ付けるが、回すと落ちる。鍋からご飯粒をもってきて貼り付けようと思っても、なかなかくっ付かない。こりゃ駄目だと思い、もとの場所に置こうと思ったが、突然従弟のおもちゃが横に置いてあるのが目にとまった。従弟はまだ屋根裏の部屋で寝ているから、取り替えておこうと一念発起した。すると、従弟が巻いたように糸を巻き替えて、従弟が置いたとおりに壊れたほうを従弟の玩具箱に置き、従弟の良い方を私の玩具箱に置いた。置いたままにして昼間も手を触れずにいたが、従弟もなぜかこのおもちゃを忘れたようだが、私はずっと不安で落ち着かなかった。そのまま叔母が職場から帰宅し、皆で晩ご飯が済んだあとで、従弟がやっと昨日の玩具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たように玩具を遊ぼうとした。ところで一振りすると、「耳」が落ちた。従弟が「ワー」と泣き出して叫んだ。
「お母さん、お母さん、私の円盤が壊れた。昨日は遊んでいたのに。誰か壊した。ウーウー」
叔母はこっちにやってきて従弟の涙を拭きながら慰めた。
「いい子だ、泣かない。こわれたっていいわよ。まだ、回れるじゃん。大丈夫だ」
叔母はこっちへ向いて私に聞いた。
「君ちゃん、誰が壊したか見た？」
「し、し、知らないよ。私のも同じところに置いてあるけど、さ、さ、触ってないよ」
私はすっかりしどろもどろになった。
叔母は頭がいいから、きっと子供の仕業だとわかったはず。私の面子を立てるために、その場で種明かしをしなかった。叔母はまた言った。
「一個壊れても大丈夫、君ちゃんのは何ともないでしょう。君ちゃんはお兄さんでしょう。弟に貸してくれる？いいよね。」
「いいよ、いいよ。これを遊んでいいよ」
もし叔母がその場で私のトリックを明かし、かんかんになって、これからは可愛が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本当に思えば思うほど怖くなってきた。あれこれ後悔しているところへ、今の叔母の話を梯子に、私は素早く壊れていないほうの玩具を従弟の手に渡した。従弟はすぐ泣きやみ、遊び始めた。しかし私はもう遊ぶ気にならなかった。いつもより早く一人で屋根裏の部屋に上って行き、何回も読み上げた小人書を読みかえしていた。従弟も一人では面白くなく、玩具を箱にしまい、後から屋根裏の部屋に上ってきて小人書を読み始めた。
翌日、私が起きて降りてきたときは、叔母はすでに仕事に行った。それ以来、この一件は誰も触れなかった。しかし、私がもうその玩具に対して一種の恐怖感を覚え、遊んでいるところを見られるとあの一件がばれてしまうから、それからその玩具を遊ぶことがなかった。この事はもう40年あまりも過ぎたが、いまでもありありと記憶に残っていて、まるで昨日に起きたことのようだ。これは私に深刻な教訓となった。すなわち、もし自分に属さないものを手にするためにやるべからずことをした場合、恐らくもともと自分に属するものまでも失ってしまう。そして自己反省が遅ければ遅いほど、失うものも多くなる。私はずっとこのことを戒めにしており、いままでは絶対に自分に属さないものを得るために良心に背くことをしたことがない。
子供のときに上海の叔母の家で過ごした日々は私の子供時代においてもっとも楽しく過ごした時期だった。幼馴染と遊べたし、日曜日や休日になると、叔母はいつも私たちを公園に連れて行ったり、従弟と同じ服装、同じ玩具を買ってくれて、私を息子同然に可愛がってくれた。小さいときに母親を亡くしたのが、私の心の一番大きな欠乏だった。私は、従弟が「お母さん」と呼ぶのに私が「叔母さん」としか呼べないことにも嫉妬した。ある日、叔母は職場から帰宅したとき、従弟は「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と呼んでいるのが羨ましくて、私は叔母に走り寄って行って、彼女の手を引いて、
「叔母さんと呼ぶのが嫌だ、私もお母さんと呼びたい」
と涙ぐんだ目で叔母に言ってしまった。叔母はしゃがんで、ハンカチを取り出して涙を拭いてくれた。
「あら、君ちゃん、叔母ってお母さんよ。ずっと君ちゃんは息子のつもりわ。」
と私に言った。これを聞いて従弟はぐいっと叔母の首に抱きついて、大声で言った。
「私のお母さんだ、私のお母さんだよ。」
私も叔母の首に抱きついて、従弟に負けずに大きな声で
「私のお母さんだ、私のお母さんだ」
叔母は笑いながら、
「やめて、やめて、もう二人ったら、疲れたわ。お母さんと呼んで、二人ともお母さんと呼んで」
と言っていた。そばにいる外祖母も、
「君ちゃんは小さいときから母親を亡くしたから、本当に可哀相だったね。」
と言った。それから私はずっと叔母を「お母さん」と呼んでいたが、二十歳過ぎてから照れくさくなったので、また「叔母さん」と改めて呼ぶようになった。
祖母の話によると、私が赤ちゃんの時に、祖母は私を抱いて占い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そうだ。祖母は私の生辰八字②を申し上げると、「半仙」と呼ばれる占い師は真顔で、
「この子は並みならぬ子で、天廷の星からの生まれ変わりで、将来はきっと人の上の先生で、非凡な造詣をお待ちになる」
などと言った。まあ、良いことを言っておばあさんからお金を弾んでほしかっただろう。祖母は占い師の話を聞いて、勿論喜んでいたが、後で考えると、将来は先生になるとしても、教鞭をとるだけのことだ。周りの知っている小学校の先生や中学校の先生を見ても、たいして出世もしていないようだ。ただ、年長者から見れば、子供が一生平安で、運命の中に大きな災難もなく、飯も食っていければ、もう満足だ。したがって、占い師の話もそんなに気にしていなかった。
私は早くから言葉ができて、生後十ヶ月にもうはっきりと「パパ」を呼ぶことができた。簡単な単語もできたが、ただ「ママ」だけは呼べなかった。母が危篤のときに初めて母の病床で「ママ」と呼んだ。一歳過ぎてからは一日中小鳥のようにしゃべり、大人に昔話をねだったり、質問したりしていた。それで祖母と父は暇さえあれば、いつも私に昔話をしてくれたり、数字や識字を教えてくれた。
三歳のときに、父は私に小さい石板を買ってきて、セットの細いチョークも付いてあった。私は毎日それを使って塗ったり描いたりして楽しかった。父が出勤する前に、この石板に一漢字を書いて、例えば、「人、口、大、刀」など、私の宿題にしていた。職場から帰宅した父はいつも書き取りがあった。祖母も学校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って、識字だけでなく、楷書や工筆画も出来るので、昼間もよく漢字の書き方を教えてもらった。普段は宿題を完成するだけだが、ある日、父に望外の喜び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があった。
ある日の午後、祖母は私を連れて工人文化宮へ映画を見に行った。映画のタイトルは『画中人』だった。映画の内容は次のような物語だった。昔、一人の貧乏書生がいて、その家には先祖より伝わってきた仕女図があった。ある日突然、画中の美人は絵から降りてきて、書生と秦晋之好③を結んでいた。書生に勉強に専念させるために、ご飯を炊いたり繕いをしたり、家事を切り回したりしてくれた。家にお客さんが来るとき、彼女は画中に入り、やはり一幅の仕女図だ。このことはなぜか村の金持ちに知られ、その金持ちはご褒美をねだるために役所に密告した。役所は昇進のためにこの仕女図を皇帝に貢ごうとした。すると、役所はあの手この手を使って、貧乏書生に仕女図を渡すように迫った。貧乏書生と仕女は巧みに役所と面と向かって戦って、最後に勝った、という話だ。映画の放映中に、私も段々見入ってしまい、「画」の中に入った。スクリーンに隣人が消息を伝えに玄関をノックするシーンが現れたとき、私はすかさず、
「はいはい、おかさん、お客さんだよ！」
と大声で答えた。
本来映画館では、映画の音響以外に音一つないのだが、突然高い子供の声が映画のシーンに合わせて大声で答えて、そしていたずらではなく無邪気な声で館内を響き渡る。想像してみてください。一瞬にして、会場からどっと笑い声が起きた。「この子は可愛いね」と何人も言ってくれた。映画が終わり、観客が寄ってきて、頭を撫でたり、手を触ったりして、可愛がってくれた。まあ、私の子供時代は、大人たちの文化水準も一般的に低く、毎日考えているのは会社の仕事、稼いで家族を養うことばかりで、子供に対してはご飯を食べさせ、服を着せ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もう立派だ。子供を育成することまで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したがって、その時代の庶民の子供は一般的に平凡であり、機敏で賢い子はそういない。私がその時代では大人から見れば小人精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祖母と映画館から帰っても、私はずっと映画のストーリに浸っていた。祖母はご飯の支度をしている間、私は石板を手に絵を描いたり字を書いたりしていた。夕方、父は仕事から帰ってくると、この石板がすぐ目に入った。石板に端正に「画中人」と書いてあり、横に美人の絵も描かれていて、けっこううまく描いてある。父は祖母に聞いた。
「かあさん、石板の字は母さんが書いたの？」
「石板の字ってどんな字なの？知らないわ。」
祖母は言いながらやってきて、暫く石板を見て言った。
「あら、字も絵もお上手だわ。わたしじゃないわ。きっと君ちゃんが書いたでしょう」
祖母はまた父に映画館の話をした。
字はもちろん私が書いたもので、絵もそうだった。石板も私が父に見てもらうためにわざと目立つところ置いた。案の定、父は見た後とても喜んでいた。まだ三才の子供で、漢字の「中」と「人」は以前に覚えたとしても「画」の字はまだだった。映画を見たら覚えて、横に美人の絵まで描いて、決して妖怪の絵ではなく、誰が見ても可愛い絵なのだから、これはこの子は聡明であることのしるしで、ちゃんと育成すれば、ひょっとすると将来は出世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ぞ。祖母と父は褒めてくれて、一家は楽しく晩御飯の食卓を囲んだ。
教育家はよく言う。親は子供の第一任教師だ。全くその通りだと思う。私が学校に行くまでに、すでに祖母と父からは色々な方法で多くの知識を教えてもらってい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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