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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ホールの演奏


















学生ホールの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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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二胡名人と歓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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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後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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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情縁二胡少年の夢
趙寒陽
著/朱新建・陳恵明翻譯

第四章 小学

当时常州市规定儿童八周岁入小学,而在1961年我七周岁的时候,已经自学完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算术课本,父亲就想让我早一年上学。我家附近有一所新坊桥小学,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学校了。那年六月份,学校招收新生,奶奶就带我去报了名。报考的新生有一个简单的面试,老师一叫到我的名字,我就过去了,站在两名主考的面前,小脸扬着,挺神气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有一位女老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赵寒阳,在家里叫小君。因为我爸爸叫赵君行,所以我就叫小君了。老师和在场的家长们都笑了,说这孩子的小嘴么这样会讲啊。

老师问我会不会从1数到10,我说我会从1数到100,说着眼都不眨地数了一遍。老师又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我会写好多字呢。

 “那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老师接着问道。

“会!”我就拿起笔,在纸上写了“赵寒阳”三个字。

老师看难不住我,就又说:

“现在我问你两个问题。在一棵树上停着三只鸟,猎人一枪打下一只,树上还有几只鸟啊?”

我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三只鸟减去一只,还剩两只呗。刚想答“两只”,但看到那位女老师狡黠地朝我一笑,我马上就意识到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突然想到有一天去公园玩时,看到一个哥哥用弹弓打鸟,一下没打着,鸟都飞了;那枪一响,鸟还不全都飞走了吗?于是我就答道:树上没有鸟了。老师说:树上有三只鸟,就打下一只,怎么就没有鸟了呢?

“因为枪一响,鸟都吓跑啦。”我心想,你不是明知故问吗?

老师点点头说:“算你答对了。还有第二个问题,一张桌子四个角,用刀砍去一个角,还有几个角?”

有了第一个问题的经验,我想这个问题也肯定需要动动脑子的。一张桌子四个角,砍去一个角,应该是减一个角,等于三个角吧?我用手在旁边的桌子上比划了一下,发现砍去一个角,反而会多出一个角来。唔!就是五个角。我回答说:砍去一个角,还有五个角。老师笑了笑,问我奶奶说:这些问题你们是不是在家里给他做过呀?奶奶赶紧答道:没有没有,从来没做过。两位主考老师商量了一下,对我奶奶说:这孩子挺聪明,上一年级应该是可以的,但他的年龄还不到,今年再上一年大班吧。

那只得上一年大班了。要说人一生的命运,还真有些玄机呢。如果那一年学校让我上了一年级,我将是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大部分是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即使留城,也就分配到一个什么厂里当了工人,一般来讲就不会从事音乐工作了,难道这不是一种机缘的巧合吗?

到了九月份,我穿得整整齐齐,由奶奶护送着到新坊桥小学报到。从我家到学校大约只需要走五分钟的路程,到了巷子口过新坊桥,这是一座古老的石桥,一拐弯就到了。也可以走新建的琢初桥,过了桥正对着的就是校门了。进了学校,前院左边有个月亮门,里面就是幼儿园。按年龄我分到了大班,同园的还有中班。我们大班的班主任叫颜碧莲,是一位近三十岁的女老师。我们在幼儿园里的主要任务是玩,也上一些简单的文化课。这些课程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所以在我幼儿园的成绩册上,凡是文化课的那些项目,得的一律都是红五星。但音乐方面的项目,却只能得圆圈(一般)。最糟糕的是,在文明卫生习惯的项目中,“和小朋友团结友爱不打架”、“能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地进行值日生工作”两项,两个学期得的都是三角(差),而班主任的评语也是:

“每天能准时来园,上课能安静地听讲,回答问题大胆正确,作业能按时完成,游戏中能开动脑筋,上课好动,背着老师和小朋友常吵闹,值日生工作不主动。”

在我童年的时代,人们都响应毛主席“人多力量大”的号召,提倡多生孩子。有一位妇女生了十个孩子,被誉为“光荣妈妈”,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因此,一般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独生子女比较少。要不是我妈妈因病故去,我想大概也会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我小时候的这些缺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从小没有母亲,又是赵家的一根独苗,虽然父亲对我各方面的要求都很严格,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宠”字,这大概也是独生子女的通病吧。在“以计划生育为国策”的今天,孩子们个个都是独生子女,这些通病也就见怪不怪了。但在当时就很当回事,一旦和小朋友们吵架,放学时就会被老师留下来,在办公室里罚站半个小时才让回家,有时还会叫家长来学校。奶奶在校门口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放学回家了,等等我不出来,知道又犯错误了,回到家里免不了要受到父亲的一顿责骂,严重的话还要用尺子打手心。

一年的大班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在19628月底,我顺利地升入了一年级。因为文化课成绩比较好,我被分在了一年级(1)班,在以后的年级中,一直都在(1)班,当时一(1)班的班主任是巢瑞贞老师。上了一年级,因为大了一岁,懂事些了,在成绩册上不但语文、算术全是双百分,其它的课程也都在90分以上,就连操行一项也得了甲等。

虽然各方面都有了进步,但三好学生仍然没有被评上,只拿到了一张“学习进步”的贺信,而且这种状况竟一直跟随我到小学毕业。看来一个人给人的最初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当人们认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即使你有所改变,也很难一下子转变人们对你的看法。尽管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可一直是前三名,平时各方面的表现也还可以,属于“蔫淘”的那种,所以在二年级时就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带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因为当时我家离学校很近,早上我上学时,奶奶去买菜,顺便送送我,而中午放学、下午上学和傍晚放学,就都是我一个人走了。一个小男孩,总有着调皮的天性。而且一回家,上了楼就再也不下去了,因此能自己一个人玩的时间,只有从家到学校的这段路上。那时候,男孩子玩的项目大约有这么几个:弹弹子、摔洋片、打陀螺、滚铁环。前两项因为要趴在地上玩,弄得两手、两膝全是土,往脸上一抹,还画个大花脸,所以父亲从不允许我玩。后两项我都玩过。父亲特意找朋友用车床车了一个木陀螺,找一根木棍,拴上六七十厘米长的布条,就能抽得陀螺飞转不倒。每逢和小朋友们比赛谁抽的时间长,我大多都能赢。还有就是滚铁环,父亲从旧木桶上扒下一个铁箍,又用粗铁丝弯出一个滚棒,我常常滚着它上学,再滚着它回家。那时候我们玩这些简单的玩具也是兴高采烈、其乐无穷的。不想有一天,滚铁环还滚出事来了。

那是上三年级时的一个早晨,奶奶没去买菜,我一个人滚着铁环往学校走。在半路上遇到一位同学,这个人平时仗着长得壮,力气大,常常欺负“弱小民族”。我就曾多次受过他的气,却又打不过他,只能憋在心里,见了他恨得牙根直痒痒。一见面,他就说:“喂,铁环拿来玩玩。”

“干嘛,不行!”我愤愤地说。

“哟,你还敢回嘴,看我不背你两个‘挎包’(摔跤)。”

这个人向来就是这么不讲理,说着过来一把将铁环抢了去,滚着就跑了。我当时气得浑身冒火,热血沸腾,在后面一边追一边骂。这本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在孩子们中间时时都可能发生。千不该万不该那天我气急了,嘴上就没了把门的,骂着骂着,就骂出很难听的粗言俗语来了。你想,在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个小孩大声地骂着野话,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吗?而且在那个年代,大家思想中的革命意识是很强的。突然走过来一位中年男人,一把扯下了我的红领巾,怒斥道:亏你还是个少先队员,学校是怎样教育你的?走,跟我去找你们老师。拉着我就往学校走,我犟着不跟他走,但人小力薄还实在犟不过他。就这样,这个中年人将我一直拉到学校办公室,一五一十把经过对办公室的老师说了。说完后他就走了,我们班的班主任还没来,别的老师也都各忙各的去了,剩下我一个人眼泪汪汪地站在班主任的办公桌旁。当时我真是又羞又愧、又气又急,又不敢走,只恨没有土行孙的本事钻到地下去。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叫李玉秀,一会儿李老师来了,见我站在办公桌旁,笑了一笑说:

“哟!怎么啦?这个好学生怎么站在这儿了?”

旁边的一位老师就把事情经过说了,还将那条红领巾交给了李老师。李老师听后也没有板面孔,仍和蔼地说:

“你先回班里去吧,马上要上课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李老师鞠了一个躬,就回教室去了。

一上午都正常上课,中午也没有留我,直到下午的课上完了,李老师才宣布:今天我们开一个队会,请少先队员们留下。因为那时候班里能入队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所以人数并不多,其余的同学都回家了。在队会上,当然是我先作检讨了。讲了事情的经过,也谈了自己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表示一定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批评,认真地改正。同学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言,这个批评我有骄傲情绪,觉得自己学习成绩不错,又入了队,对自己要求不严格;那个批评我平时爱招惹同学,常和同学们发生矛盾,等等。我低头听着,还认真地记了笔记。最后李老师总结说:

“赵寒阳同学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今天的事也是有原因的。但赵寒阳在大街上骂野话,损害了少先队员的形象,是错误的。只要他深刻地认识错误,认真地改正,就还是好学生。这条红领巾现在还不能还给他,在两个星期后我们看他的表现,由大队部做出决定,再专门举行一个仪式给他带上。”

大家一致同意,红领巾就由班里的少先队大队长保管起来了。回到家里,我首先向父亲和奶奶说明了事由,承认了错误,表示一定深刻认识、认真改正,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重新戴上红领巾。可能是态度比较诚恳,这一次父亲没有打我,只是让我好好地反省。

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我的表现好极了,每天早晨早早地就来到学校,开窗、抹桌子、擦黑板;下午放了学不管是不是我值日,都主动留下来打扫卫生。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发言;下了课也不和同学们发生矛盾,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两个星期后,李老师又召开了主题队会,举行了一个重带红领巾的仪式。首先由我汇报了这两个星期以来的思想情况,接着同学们也发言,对我近期的表现给予肯定。大家一起重温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最后由学校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老师给我带上了红领巾。我当时激动极了,心中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在这次事件之后,我事事处处都提醒自己:

“我是一个少先队员!” 就这样一直严格地要求自己,后来就再也没有犯过错误,上了中学入团,大学毕业后入党,并多次受到领导的嘉奖。这条红领巾作为我人生的一个路标,一直保存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她,往事似乎就在眼前,她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不忘自己曾是一名少先队员、共青团员,而现在又是一名共产党员,这里面的份量我懂。

1966年,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上五年级,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生们每天在学校里画漫画、写标语、贴大字报。我班里有一个同学叫何定一,他父亲是一位中学老师,从小教他练字,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因此老师总让他写大标语。我小时候是个很要强的孩子,大标语的内容我们不太懂,但老师总让何定一写,我就觉得不服气,难道班里只有他的字写得好吗?我就写不了吗?有一天见到班主任常慰增老师拿了一卷纸走进教室,就知道又要写大标语了,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说:我也要以实际行动来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老师说:好啊,大家都行动起来嘛,能写的都可以来领纸。我领了几张纸回到家里,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何定一。这倒也并非是我不知天高地厚,父亲的书法在大成一厂就是出了名的,我从小也练过字啊。

吃过晚饭,我将墨汁倒进一只铜墨盒里。要说起这只铜墨盒,还真有些年代了,上面刻着篆文,都已经生了铜绿,据父亲说是他小时候练字用的。又找来几张旧报纸,先在报纸上练着写,父亲在旁边作指导。等练得差不多了,正式往纸上一写,嘿!看着还真是不错。第二天带去学校,与其它同学写的一起交给老师。老师带着我们往校园的墙上一贴,就象一个书法展览会。引来了学校许多老师和同学们观看,大家评头论足,最后一致评定是我和何定一的字写得最好。

除了写标语以外,我们还画批判刘少奇的漫画,都是从当时流传的漫画册上临摹下来的。在内容上,我们小学生无非是响应上级的号召,一窝蜂地跟着潮流跑;但在绘画技术方面,还真比上美术课进步还快,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点收获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全国的红卫兵展开了大串联的活动。那时候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只要说是去大串联的,上火车不用买票,住旅馆不要付钱,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当时我所在的新坊桥小学是一所试点的五年制学校,我们五年级就是毕业班了,在学生中算是老大了。看到附近一些中学的哥哥、姐姐们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去玩,我们也心痒痒。因此,我们班也组织了红卫兵,集体到校领导那儿去请愿,也要求到各地去进行大串联,还高呼革命口号。最后校领导请示了上级,说小学生一律不准进行大串联,但答应我们去距常州市15公里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听革命造反派介绍革命经验。虽然我们不能到全国去大串联,心中有些忿忿不平,因为有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其实际年龄和我们一般大,甚至还有比我们小一岁的。但能到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去听革命造反派介绍革命经验,大家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是走出校园了。而且那时候觉得戚墅堰距离常州市是那么地遥远,还从没有去过呢!

去戚墅堰的那天,大家要求我们自己去,不要由老师统一带领。当时父亲调到了厂供销科工作,经常出差在外。那几天,父亲又出差去外地不在家,有一辆公车(厂里给父亲配备的工作用自行车)锁在家里。想想那时候我的胆子也真大,刚学会骑自行车,前两天骑着自行车去买菜油,还摔跤把油洒了的,楞是敢找来一把钢丝钳,将锁车的铁链撬开,骑上那二八的大男车,就往戚墅堰进发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骑那二八的男车,脚根本就够不到蹬子,只能坐在三角架上,屁股扭来扭去地骑。而去戚墅堰的公路,都是一些沙土路,路旁还有大约一米深的沟。路上跑的不是大客车,就是大卡车,现在想来,是多么的危险啊!但当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革命的红卫兵战士,天不怕,地不怕,因此奶奶也拦不住我。一路上,摔了三个跟头。有一次眼看着车朝着路旁的沟里去了,可怎么也控制不住,就摔进沟里了。奇怪的是,一点伤都没受,连皮都没擦破一块。就这样到了戚墅堰,说是听革命造反派介绍革命经验,我们听得懂什么呀?就是想出来玩的。于是在厂里一通乱转,好在厂里已经停产闹革命了,所有的机器都关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厂里还招待我们吃了午饭,到下午二三点钟,接待人员就催我们回去了。我骑车来的,当然还骑车回啊。当我推着车出厂门时,有一位同学拉住我说:

“你的车给我骑骑吧。”

“不行,给你骑了我怎么回去啊?”

“我就骑到前面的汽车站,在那儿等你。”

“那你说话算数,我们拉钩。”

“行!一、二、三,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那位同学满口应允,也和我拉过钩了,我就将车给了他。哪知这人完全不讲信义,骑上车就没回过头,根本没在汽车站等我,竟是一直就骑回了家。这下可把我坑苦了,因为我骑自行车去戚墅堰,本来就没打算乘汽车,因此身上就没带钱。要追是不可能了,就走吧。一面走,一面还幻想着他会不会在下一个汽车站等我。走到下一个车站,连影子都找不到,知道是彻底上当受骗了。在车站上呆了一会儿,车来了。不管它,上了再说。一上车,一头就扎到人堆中间,能蹭一站是一站。谁知售票员阿姨精着呢,一会儿就走过来,说:小朋友,买票了吗?那时候从戚墅堰到常州的车票是两毛钱,可我口袋空空,连两分钱也没有啊。怎么办呢?只有实话实说了。我说:阿姨,我是去戚墅堰听革命造反派介绍革命经验的,结果自行车给同学骗走了,回不去了,我又没带钱。

“喔,没有钱就想白坐车啊,下一站下去吧。”售票员阿姨也许碰到蹭车的孩子太多了,说什么的都有,所以根本就不信。

还说什么呀,到下一站车一停,我只得乖乖地下了车。顺着路再往前走,走到下一个车站,等了会儿,车又来了。再上,管它呢,反正也没人认识我,大不了再下去。这一次蹭了两站,又被售票员赶了下来。如此走走蹭蹭,到五点半时,终于回到了市里。

回到家里,奶奶见我回来了,心也就放下了。但一看自行车没了,一问,我就哭了,说是怎么怎么一回事。奶奶听了说:走!我和你到他家里去要。当时上学也是划地段的,所以同学们的家离得都不远。我和奶奶到了那个同学家里,嘿!他却心定气闲地在家吃晚饭,自行车就在院子里靠着。奶奶就对同学的父母亲讲了这件事,他父母亲也遮人眼目地骂了他几句。奶奶说:推了车走吧。我虽然不能拿他怎么样,但心里极不平衡,就说:还有回来的车钱,我还是问人借的呢!那位同学的母亲马上掏出两毛钱给了我,这下我心里稍稍地平衡了些。那时的两毛钱起码相当于现在的五元钱,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啊。这件事始终没敢让父亲知道,父亲要是知道了,不打我一顿才怪呢。

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父亲经过多方的努力,终于在广化区房管所申请到了一套公寓房,为此全家人兴奋得一夜无眠,(但我还是在十点多钟就睡着了,要在平时啊,我八点半就睡着了,能兴奋到十点多钟睡着,也算是象征性的一夜无眠吧)。那是在劳动中路上盖的四幢居民公寓楼,上下三层,厕所、水房均在两层中间的错层中,白灰墙,水泥地,木质门窗,房间里连一个插座都没有,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建筑,但在当时可算是一流的住房了。在这四幢楼中,有一幢楼是专门分给军管会的军官们住的,可见普通老百姓要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是多么地幸运啊。

钥匙拿到手,就赶快搬家吧。那时哪有什么搬家公司啊,父亲请了几个厂里的同事,用两辆板车一拉,一家一当也就全过去了。从椿桂坊到劳动中路的新家大约有两公里路,但就这两公里,就是城乡之别了。我们那四幢楼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荒野之中,周围是水渠、河塘、农田,不远处还有乱坟岗。楼前一条沙土路,车一开过去,扬起的尘土让人睁不开眼睛。奶奶就皱起了眉头,说这个地方太荒凉了,怎么住啊。还是父亲有远见,说别担心,过不了二三年,就会热闹得嫌烦的。

我家住的这套房本是一套三居室,但当时要房的人太多,房管所就把一套房分给了两家住。我家住两间,南北房各一间,那个邻居家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住一间南房。那年头有房住就不错了,合住就合住吧。当然,矛盾是免不了的,但还能凑合。冬天到了,太阳暖洋洋地照进南房里,房间里的温度升到了摄氏8度,感觉到是多么的温暖啊,甚至可以脱了棉袄,穿夹袄了。要知道住在椿桂坊的老房子中时,到了冬天,室内温度都是在零度以下的,脸盆中常常是一个冰砣子,毛巾也冻得象木板似的,敲起来“梆梆”响。

刚搬来新家时,附近连一个副食小卖部都没有,买油盐酱醋要走十五分路程到民丰桥旁边的副食店去买。为此民丰桥副食店的主任隔三岔五就推一辆小车送货上门,深受居民们的欢迎。有一次我去买盐,给了他一张五元的钱找,结果这位主任粗心大意,多找了我一元钱。你想我去戚墅堰的那次吃了千辛万苦,才获赔两毛钱,就觉得不少了,现在多拿到一元钱,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啊。而且当时买东西的人很多,副食店的主任根本就不知道错给谁了。再说了,又不是我偷的,是你错给我的。但我又一想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做这样的事情不等于是贪污吗?而且这个副食店的主任辛辛苦苦地为我们送货上门,回去了对不上账还要自己赔钱,我明知道是他多找了钱而不主动地还给他,良心就“黑漆退光”了(这是看了长篇扬州评话《武松》后学的)。过后把此事对奶奶说了,说等他下次来送货时一定还给他。奶奶十分支持我这样做,她说:一个人啊,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你要是拿了别人不该拿的钱,早晚也要加倍地还给他的。于是,我天天盼着那位副食店的主任来送货,到了星期天的上午,他果真推了小车又来了。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去,递上一元钱,说:

“主任,上次我买盐,你多找了我一元钱。喏,还你。”主任看看我,接过钱,扔进了钱箱里,说:喔,是吗,谢谢啊。我以为主任一定会非常激动,为了自己不要赔钱,也为了遇到了这么好的孩子。谁知这位粗心的主任居然无动于衷,轻描淡写地说了声“谢谢”就过去了,似乎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多找了钱给别人,令我十分扫兴。想来也是,他的车上大包装着盐,大桶装着酱油,来了顾客都是现称现卖,回去一盘点,卖出的货总数不亏就行了。即使亏了些,下次秤上稍微压一压,也就回来了。因此他压根儿就没察觉到这回事,更谈不上要赔这一元钱了。但我还是为此事兴奋了好一阵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高尚的事,好像很伟大似的。从那次开始,我有过许多次类似的经历了。有营业员多找了钱的,也去有银行取款多给了钱的,我都是如数地归还给他们。但有几次遇到去商场买东西少找了钱,或是去邮局取汇款少付了钱,等发现后去交涉,却没有一次能拿得回来。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将不义之财归还给主人,因为我害怕拿了别人我不该拿的钱,早晚会在命中加倍地还给他。至于别人拿了应该属于我的钱,那就等他在命中加倍地还给我好了。

搬了新家以后,我上学的路就远了。要从家沿着劳动中路走到清凉寺,拐弯再走完整条和平路才能到校,步行大约需要半个多小时。当然可以化三分钱乘公共汽车,可一天四趟要化一角二分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菜金了。所以我从不坐车,连下雨都是打着伞步行的。再则我也是贪玩,因此放着好好的路不走,偏常常沿着运河的河滩走。一会儿往河里打个水漂,一会儿脱了鞋踩踩水,或和过往的船只喊喊话、顶顶嘴,这也是当年我们小男孩的一种娱乐吧。那时候学校的功课本来就不多,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简直就是“放羊”了。当时我家周围还完全是一片乡村景象,好玩的东西太多了。这种玩,是融入大自然的玩,是现代的城市孩子们无法领略到的、一种超级的享受。我和邻居的野小子们一起,化一分钱买三个鱼钩,三分钱买三米长的一根尼龙渔线,从人家菜园子的竹篱笆上抽出一根竹子当渔杆,剪一小条牙膏皮做沉子,随处抓一只鸡拔根毛,剪成小段当浮子,找阴湿地挖了蚯蚓做鱼饵,去不远处的河溏里钓鱼。有一次,我还真的钓到了两条各三两重的鲫鱼,兴奋得跑回家时危险摔一大跤。奶奶给我做了碗鲫鱼蒸鸡蛋羹,那种美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时候钓不到鱼,就索性脱了衣服下河游上一圈。后来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到河里游泳淹死了,父亲就不允许我一个人下水了。但父亲在家时,会陪着我去。用一根长绳子系在我的腰间,父亲手执绳头站在岸边,我就下水畅游,保证万无一失。除了在水边玩,我还和这些野小子们去附近的砖瓦厂捉迷藏、溜轨道车。这砖瓦厂可大了,在里面打游击都富富有余,一垛一垛的砖堆,垒得象迷宫似的,在这里捉迷藏,收十元钱门票都值得。当然我们只要进去了,就是这里的主人,怎么玩都是免费的。那些在轨道上推行的砖车,几个孩子坐上去,另外几个孩子推着走,就如同坐小火车了。我们这些小伙伴每次都要玩到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后才肯回家。

当时我们楼里住在一层的人家,家家都养着十来只鸡,是从孵化厂买回来出壳才两天的小鸡一天天养大的。当小鸡长到能看出雌雄的时候,就把雄鸡杀了炖汤,留下母鸡养大了生蛋。在母鸡产蛋的季节,每天都可以收到六七个鸡蛋,足够供家中副食之用。而且这些鸡只需要早上往外面一放,它们自己就会到草丛、沟坎里觅食,傍晚时分出去一召唤,各家的鸡都回各家去了,一只都不会走错家门的。有时候,我和父亲也跑到野地里去捉油葫芦(一种类似于蟋蟀的虫子),或从树上摘皮虫回来喂鸡。有一次,我们挖开一个土洞,只见里面不是油葫芦,而是一条蛇,把两人吓得够呛,后来就不太敢去野地里捉油葫芦了。只要捉了虫子回来一喂鸡,第二天生的蛋准是大大的,可爱极了。但家家养鸡,环境卫生就要受到影响,那些少数不养鸡的人家就不乐意了。他们也够绝的,用农药敌敌畏拌了米往地上一洒,鸡吃后就中了毒,一只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了。当我和父亲、奶奶发现时,十来只母鸡都倒下了,我们气得一面大骂是谁缺德,和禽兽过不去;一面还要想办法抢救这些母鸡。怎么办呢?我和父亲一商量,反正鸡也要死了,死马当作活马医,给它们开刀吧。于是找出一张刮胡须的刀片,逐个地将鸡肫划开,用漏斗把水灌进去,又挤出来,再灌,再挤,如此三四次后,再用缝衣服的针,穿上棉线将伤口缝好,放入鸡窝中休息。你还别说,这一招特管用,除了有一只鸡在开刀时已经死了外,其余的全都救活了。过了半个月,活蹦鲜跳,照常生蛋。这些鸡蛋吃起来,比现在买的要香。

19677月,我小学毕业,因为“文革”的原因,整个五年级就没有正常上课,一切考试全都免了,所以连成绩册、毕业证都没有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在参加完毕业典礼后,我踌躇满志地告别了那朝夕相处了六年的母校,踏进了中学的校门。

 



第四楽章 小学校

当時、常州市の教育条例では、児童は満八歳に小学校の入学が認められるとなっているが、1961年、私が満七歳の時に、すでに独学で小学校二年生の国語と算数の教科書を勉強した。それで父は私を一年早く小学校に入学させようと思っていた。当時、私の家の近くには新坊橋という小学校があり、それは数十年の歴史のある古い小学校だった。その年の六月に、新坊橋小学校は新入生募集が始まったので、祖母は私を連れて応募に行った。受ける新入生を対象に簡単な面接試験があって、先生が私の名前を呼ぶと、私はすぐに主査担当の二人の先生の前に行き、顔を上げ、元気に立っていた。私は今でもはっきりと当時の状況を覚えている。女の先生は聞いた。

「あなたの名前は何と言いますか」

「私は(チョウ) (カン)(ヨウ)言うの。家では(ジュン)ちゃん呼ばれているの。(チョウ) (クン)(コウ)と言うので、私はちゃんと呼ばれました

私の答えを聞いてその場に居合わせた先生や保護者達はどっと笑い出し、この子は口達者だねと、口をそろえて言った。

先生はまた私に聞いた。

「1から10まで数えられますか」

私は、

「はい。1から100まで数えられるよ」

と答え、瞬きもせずに一気に数えた。そしたら先生は、

「字が書けますか」

と聞いたので、私は

「はい。いっぱい書けるよ」と答えた。

「じゃあ、自分の名前は書けるかな?」

「はい。書けるよ」

私はすぐにペンをとって、「趙寒陽」と紙に書いた。

先生は更に難しい問題を出した。

「では、あと二つ質問に答えてください。一つ目は、木の上に3羽の鳥が止まっているが、狩人は1発撃って1羽を射落としたが、木の上にあと何羽残っていますか」

この問題は簡単すぎる。3羽のうち1羽を減らすと2羽残っているじゃないか。「2羽だ」と答えようとした時に、ちらっと先生の訝しそうな顔が見えたのでやめた。そんな簡単な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ったからだ。ふと、ある日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た。公園に遊びに行ったときのことだが、あるお兄ちゃんがパチンコで鳥を撃っていたが、弾が外れて鳥も一斉に逃げた。猟銃で発砲したら鳥は皆逃げるじゃないか!それで答えた。

「木の上には鳥がいない」

「木の上に鳥が3羽いて、1羽しか撃ち落としていないのにどうして鳥がいないの?」

「猟銃の発砲で鳥達がびっくりして逃げた」と答え、そして、なんで知っているのにわざとらしく聞くの、と心で思った。

先生は頷いて言った。

「よくできた。もう一つ答えて。四角いテーブルがあって、刀で一角を切ったら、あと幾つ角があるの?」

1番目の問題の経験を生かして、この問題もきっと頭を使って答えなきゃならないと思った。テーブルは4つの角があり、一角を切ったら一つ減るから三つの角が残るだろう。私は横のテーブルを手で一角を切るようにしてみたら、一角を切るとなんと余計に一角が増えたではないか。わかった!5角になるのだ!

5角になる」と答えた。先生はにっこりして祖母に聞いた。

「このような問題は家でやってきたでしょう」

祖母は慌てて答えた。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まったくや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そこで二人の面接担当の先生は相談して祖母に言った。

「この子はとても利口です。一年生に入っても問題ありませんが、まだ入学の年齢になっていませんので、一年間本校の年長組に入ってください」

仕方がなく一年間年長組に入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あ人間の運命は本当に分からないものだ。もしその年に私が一年生になったらちょうど1969年の中卒になるはずだ。その年に卒業した中学生はほとんど農山村行きになっており、貧農・下層中農の再教育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とえ街に居ても、所詮どこかの工場の労働者になる運命で、音楽を職業にす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だろう。これはまさに縁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9月になると私はきちんとした服を装い、祖母の護送で新坊橋(シンボウキョウ)小学校行った。家から学校まで歩いて五分程度だった。路地口出て石造りの古い新坊橋を渡り、角を曲がればすぐだ。新築の(タク)初橋(ショキョウ)廻って行く道もあり、橋を渡ると正面に校門がある。学校に入ると、前庭の左側に月亮門があって、は幼稚園だ。私は年長に入ったが、年中もあった。

年長組の担任は(ガン) (ヘキ)(レン)いう三十路の女の先生だった。幼稚園では遊びで、それに少し易しい文化科目の時間もあった。これらの科目は私にとってはまるで朝飯前だったため、幼稚園の通知表文化科目の成績はオール5だった。ところで音楽の欄には一般評価の○しかもらえなかった。一番悪い評価は、文明・衛生・習慣の欄に、「同級生と仲良く喧嘩しない」、「先生の指導の下にまじめに掃除の当番をする」項目があるが、前後期とも評価できないΔだった。最もまずいのは次の担任の先生の評語だった。

「毎日定刻に来園でき、授業中は静かに聴講でき、質問は積極的に且つ正確に答えられる。宿題は時間どおりに完成でき、遊戯はよく考える。しかし、授業中はじっとしておらず、先生をくらまして同級生と喧嘩する。掃除当番は積極的ではない」

私の少年時代は、人々は毛主席の「人が多ければ力も大きい」といった呼びかけに答え、子作りに励んでいた時代だった。ある婦人は十人も子供ができたことで、「光栄なお母さん」と表彰され、毛主席の接見も受けたそうだ。そのため、普通の家庭では3、4人は子供がいるが、一人っ子の家庭は少なかったわけだ。もし母が病に倒れなかったらおそらく私も兄弟姉妹はいるはずだ。私の小さい時のこれらの欠点も家庭の環境とも大きく関係している。小さい時から母親を亡くし、趙家の一人っ子の跡継ぎなのだから、父は厳しいが、心の底は甘やかしてしまう、一人っ子家庭の通弊かもしれない。「計画出産を国策に」との現在の時代では一人っ子の家庭はほとんどで、このような通弊は見慣れてだれも厳しくしない。しかし、当時は違っていた。他の子と喧嘩したら、放課後に居残りさせられて、罰として職員室に30分も立たされたり、保護者が学校まで呼ばれたりした。毎日迎えに来る祖母は校門で、他の子供が皆帰宅したのに私がなかなか出て来ないのを見れば、またやってしまったと分る。帰宅したら決まって父に怒られ、ひどいときはものさしで手のひらを叩かれることもあった。

一年間の年長班の生活はこのように過ごしていた。そして1962年の8月末に、私は順調に一年生になった。文化科目の成績が良好なため、私は一年A組に入り、その後の学年も同じくA組だった。1年A組の担任は女性の() (ズイ)(テイ)先生った。一年生になっ年も一つ上になったわけで、物心いてき通知表の成績は国語、算数が100点満点だけでなく、ほかの科目も90点以上、素行もAだった。

各方面においては進歩があったが、「三好学生(徳育、智育、体育の三方面とも優れた学生のこと)」に選ばれなかった。その代わり「学習進歩」という賀状だけもらった。こうした状況はなんとずっと小学校卒業まで変わらなかった。このことからでも、人に与える第一印象は非常に大事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人々に与えた第一印象はたとえ自分が変わっても、人々はなかなか変わらないものだ。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私はクラスでいつも上から三位以内の成績だったし、素行もまあまあ一通り認められている。いわば「隠れ腕白」のような者で、二年生になるとすぐ一期目の少年先鋒隊に入隊し、赤ネッカチーフを締めることができた。

当時の家は学校に近かったため、朝の通学はいつも祖母に買い物のついでに送ってもらっていた。昼の下校と午後の登校及び放課後の下校は自分で帰る。男の子は誰しも腕白な天性をもっているものだ。一旦家に帰ったら、二階に上がると降りてくることはないので、自分一人で遊べるのは学校から家までの通学路しかないのだ。その頃男の子の遊びは大体、ビー玉遊びや面子遊び、独楽回しや鉄輪回しぐらいだった。ビー玉遊びと面子遊びは地面で遊ぶので、手と膝は土だらけになり、顔の汗を拭くと、まるで役者の隈取のような顔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ら、ずっと父から許しが出ていなかった。独楽回しと鉄輪回しは両方とも遊んだことがある。父はわざわざ友人に旋盤台で木の独楽を加工してもらった。そして棒に670センチの布切れをつけて回せば、独楽は高速回転し、なかなか倒れない。子供たちとの独楽回し競争ではいつも私が勝つ。それから鉄輪回しとなると、それも父が古くなった丸い桶から帯鋼(おびがね)を一つ外し、さらに太い針金でローラー棒をつくってくれた。こうして私はよく帯鋼の輪を回しながら通学していたものだ。その時代では私たちにとってこのような簡単なおもちゃでもとても楽しく、夢中になったりしたものだしかしある日、この回しからとんだ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それは三年生の時に起きた出来事であった。ある朝、祖母は買い物に行かなかったため私は一人で鉄輪を回しながら登校していた。途中で同じ学校の生徒に出会った。こいつはがっちりした体格で力も強く、普段よく「弱者」いじめをしていた。私は何回も彼にいじめられたことがあり、会うたびに怒り心頭におこるが、喧嘩になった場合勝ち目もないから、ずっと我慢していた。私を見るなり彼がいきなり、

「おい、鉄輪をよこせ!」と言った。

「いやだ。駄目!」と私は不平満々に言った。

「おや、きさま、よくも口答えしたな、今に倒してやるぞ」

この無鉄砲なやつはいきなり私の鉄輪を奪い取り、回しながら走ってさった。私はもう頭に来て、怒りを爆発させた。そいつの後を追っかけながら罵声を飛ばした。ここまではまあよくあることで、どこの子供でもしょっちゅう見られることだ。ただ、その日だけはやばかった。私は怒りを抑えきれないあまりに、つい口から言ってはいけない下品な言葉を発してしまった。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そこは通行人や車で溢れる大通りで、小学生が一人大きな声で下品な言葉を飛ばしていたら、誰もが耳を疑うだろう。特に革命意識が強かったあの時代では。そこへ、突然一人の中年男性が躍り出て、いきなり私の赤ネッカチーフをもぎ取って、怒鳴って言った。

「こら君、少年先鋒隊隊員でしょう。学校でどんな教育を受けているんだい?一緒に来なさい、君の先生の所へ行くんだ」

言いながら私の手を掴んで学校へ連れて行こうとした。私はすねて抵抗したが、力ではかなわなかった。中年の男性は私を学校の教職員室まで連れて行き、居合わせた先生に一部始終を訴えて、そのまま帰って行った。担任の先生はまだ来ておらず、ほかの先生もやがてそれぞれ用事があって居なくなり、残された私は担任の先生の机の傍にぽつんと立ちすくんで涙がぽろぽろ。その時の私はもう恥ずかしくて情けない、悔しくて遣る瀬無い。逃げる訳にもいかないし、穴があれば入りたい気持ちだった。

そこへ担任の李先生が来た。当時の担任の先生は() (ギョク)(シュウ)先生で、私が机のそばに立っているのを見てにっこりして言った。

「あら、どうしたの。私達の優秀な学生はどうしてここに立っているの?」

近くに居合わせた先生は事のいきさつを一通り伝えて、赤ネッカチーフを李先生に渡した。李先生が聞いた後は特に難しい顔をせず、相変わらず優しく私に言った。

「さあ、とりあえず教室に戻りなさい。もうすぐ授業ですよ。」

私はおろおろしながら李先生にお辞儀をして、教室に戻った。

それから、午前中はいつものように授業が進められ、お昼の時間も先生に居残りさせられなかった。午後の授業が終わったときに、李先生は皆に言った。

「今日、隊員たちは残って会議を開きましょう。」

その頃、少年先鋒隊に入隊できる生徒はいずれも学業、素行ともに優れた生徒であるため、人数もそれほどおらず、その他の生徒はすでに帰宅した。会議の冒頭にまず私が事の経緯を説明し、自分の不注意に対する反省などについての発言をした。そして最後に、誠心誠意先生と皆の批判を受けいれ、二度とないように気を付けると話した。隊員たちも次々に発言した。私が傲慢なところがあり、成績がいいから、隊員にもなったので、自分に対してあまいと批判する意見もあれば、普段から同級生に挑発的で、よくいざこざを起こす、などの意見もあった。私はただ頭を下げて聴いて、まじめにノートに書いた。最後に李先生はこう締めくくった。

「趙寒陽君は、ふだんは素行良好ですが、今日の事は原因もあるわけです。しかし、趙寒陽君は今日のように大通りで粗野な言葉を使ったことによって、我々少年先鋒隊のイメージが傷ついたことは事実です。もし今回の過ちについて深く反省し、再発生の防止に努めれば、やはり良い学生です。今すぐこの赤ネッカチーフは返しません。2週間後に彼の行動を見てから、大隊本部より再授与が決定すれば、授与式を行います」

皆一致賛成で、赤ネッカチーフはクラスの少年先鋒隊大隊長が保管することになった。家に帰った私はまず父と祖母に事のいきさつを説明し、謝った。そしてしっかり反省して、自分の行動で一日も早く赤ネッカチーフを再授与してもらうようにと言った。今回の反省は態度が良かったため、父に叩かれることなく、しっかり反省しなさいと言われただけだった。

それからの2週間は、私はすごく頑張った。毎日朝早く登校し、教室の窓を開いて換気したり、机や黒板を拭いたり。午後の放課後も当番じゃなくても、自主的に残って掃除を手伝った。授業に専念し、進んで挙手発言をした。休憩時間も同級生とふざけずに仲良く過ごし、まるで人が変わった。

そして、2週間が経った。李先生はまた隊員を集めて赤ネッカチーフ再授与の儀式を行ってくれた。まず私がこの2週間の自分の行動を皆に報告し、次に同級生の発言が続き、皆からは私の行動に対して肯定的な評価を下された。それから「中国少年先鋒隊規約」を再学習し、最後に学校の少年先鋒隊大隊の指導員の先生から私に赤ネッカチーフをつけてくれた。その瞬間はすごく感激を覚えた。心の中で、必ず合格少年先鋒隊隊員になろうと決心した。この一件の後は、何事も自分にこう言い聞かせた。

「私は、少年先鋒隊隊員だ!」

このように自分に厳しく要求して行動した。それ以来、過ちを犯すことなく、中学校は青年団に入団、大学を卒業した後には共産党員になり、数回表彰された。その後は、この赤ネッカチーフは私の人生の道標の一つとして、ずっと今日まで保存している。そして、私はこの赤ネッカチーフを見るたびに、少年時代の出来事が思い出され、自分の人生道程において、一人の少年先鋒隊隊員であり、共産主義青年団の団員であり、そして現在は一人の共産党員であることを自覚させてくれる。その重みを知っているからだ。

1966年、中国の歴史において「未曾有の文化大革命」が始まった。その時私は小学校五年生で、学校は休講になり、「党内最大の資本主義道路を歩む実権派」を批判する革命をやっていた。生徒達は毎日学校で漫画を描き、標語を書き、壁新聞を出す。同級生に() (テイ)(イチ)という生徒がいて、中学校の教諭のお父さん小さい時から習字を習わせたので、筆達者だから、先生はいつも彼に大標語を書かせ

私は小さいときから負けず嫌いの性格なので、大標語の内容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が、先生がいつも何君に書かせるのに納得できない。クラスでは彼しか書けないのか。私も書ける。ある日、担任の(ジョウ) ()(ゾウ)先生が一束の紙を持って教室に入ってきたのを見て、きっとまた大標語を書くのだとわかったので、自分から申し出て言った。

「私も実際の行動で『党内最大の資本主義道路を歩む実権派』を批判したいです」

常先生は言った。

「いいね、皆行動しましょう。書ける人は紙をもらってください」

私は何枚か紙をもらって帰宅し、必ず何君を超えてやろうと決心した。もちろんこれはなにも私のうわ言では決してない。父の書道の腕前は大成一廠で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し、私も小さい時からよく習字をしたものだから。

その日の晩ご飯の後、私は墨汁を銅の墨汁入れに入れた。この銅の墨汁入れは、随分古いものだ。篆書が刻まれていて緑青が吹いていた。父が小さい時に習字に使ったそうだ。それから古い新聞を何枚か見つけてきて、父にそばで見てもらいながら、まず新聞紙に書く練習をした。慣れてきたら、今度は先生からもらった紙に書いてみると、よし、見た目でも良く書けた。次の日に学校に持っていき、ほかの同級生のものと一緒に先生に渡した。先生は私たちと一緒に学校の壁に貼ってみると、まるで習字の展示のようだった。多くの先生や生徒たちも見に来て、皆であれこれと議論した結果、最後は私と何君の習字が最もよく書けたと評価された。

標語のほかに、私たちは(リュウ) 少奇(ショウキ)氏批判の漫画も描いた。いずれも当時の宣伝用の漫画本から模写したものだ。内容的には指示に従い、その時代の潮流に流されてやったものだが、ただ絵画の技術は美術の時間よりも伸びていたので、当時の収穫の一つでもるだろう。

「文化大革命」が深刻化するに従って、全国の紅衛兵は大規模な「大串連(ダイセンレン)」(全国経験交流行脚)が始まった。そのどこも無政府状態に置かれ、紅衛兵は「大串連行くと言えば、列車は無料乗車できるし、宿泊も無料になるから、観光旅行のようなものだ。当時の新坊橋小学校は五年制試行の小学校のため、五年生になると卒業のクラスで、一番上の先輩なのだ。近くの中学校や高校男子生徒や女子生徒が「大串連」で全国各地へ遊びに行くのを見て私たちは羨ましくなったので、クラスで紅衛兵を成立して集団で学校側に請願に行き、各地へ「大串連に行きたいやらで、革命のスローガンを声高らかに叫んでいた結局、学校の先生達は上の指示を仰いで、小学生一律に「大串連不許可知らされただ私達に常州(ジョウシュウ)市郊外15キロにある戚墅堰(セキショセキ)機関車車両工場に赴き、そこの革命造反派の経験談を聴講すること許可を出した。私達は全国へ「串連」に行けないことに頗る不満だった何しろ、中学生でも、同年生徒もいれば、中には私たちより1下の生徒もいるからだ。ただ、戚墅堰機関車車両工場へ革命造反派の講演会に参加できることは嬉しいことで、なんと言っても、校門を出ることになったからだ。そしてまた当時は、戚墅堰は常州市から結構遠く、まだ行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だ。

戚墅堰に行く日、皆は先生の引率は必要がない、私たちだけで行きたいと申し出た。父は当時、会社の営業販売課に異動して出張するため、留守が多かった。戚墅堰に行く日の前後もまた父が出張で不在だったが、普段使用していた公用の自転車は鍵がかかったまま家にあった。今考えると当時私は結構大胆不敵だった。自転車はまだ覚えたばかりで、2,3日前に自転車で菜種油を買いに行ったらこけて油をこぼしてしまったばかりだった。私は無謀にもペンチを見つけてきて、自転車のチェーン鍵をこじ開け、この28インチの男性用自転車に乗って、戚墅堰へ出発したのだ。123歳の男の子で、28インチの男性用自転車に乗っても、足はペダルに届くはずがなかった。私は自転車の三角形のフレームに乗って、尻を左右に捩じらせながら漕いでいくしかなかった。戚墅堰に行く道路は砂利道で、路側帯にまた深さ1メートルほどの排水溝があった。それに道路を走っているのはバスやトラックだった。今考えてみると、危険極まりない道路だった。しかしその時の私は、自分はもう一人前の立派な革命の紅衛兵戦士で、なにも恐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祖母も私を止めることが出来なかった。途中、3回はこけた。そのうちの1回は、排水溝へ転がり落ちそうになりながら、どうしても制御できずに、そのまま溝に行ってしまった。しかし、不思議なことにどこも怪我がなく、擦り傷の一つもなかった。こうして戚墅堰に着いたが、革命造反派の革命経験談を聞きに来たと言っても、何も聞いて分からなかった。本当は遊びに来たかっただけなのだ。私たちは目的もなく工場のあっちこっちを見て回ったが、どこも停産して革命をやっている真最中で、機械が動いておらず、事故もなかったわけだ。昼は工場側の招待で食事もできた。午後2、3時になると、もう接待係が早く帰宅するようにと催促しに来た。自転車で来た私は帰りも自転車で帰るはずだが、工場の玄関に来た時、同級生の一人は私を止めて言った。 

「ちょっと自転車を貸してよ」

 「だめだ。君に貸したら僕はどうやって帰るの」

 「じゃ、前のバス停でいいよ。そこで待つから」

 「じゃ、約束だよ。指きりだ。」

「いいよ。じゃ、一、二、三、指切りげんまん、うそついたら針千本のます」

同級生は二つ返事だったし、指切りもしたから私は自転車を貸してしまった。結局この同級生は約束を守らず、自転車に乗ったら振り向きもせずに行ってしまった。バス停で私を待っているはずもなくそのまま家に帰った。これで私は大変困った。自転車で戚墅堰に来たからバスに乗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いなかったし、金も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わけだ。追っかけるのもすでに遅い。歩くしかない。歩きながら次のバス停で待ってくれていると幻想していた。次のバス停に着いても、彼の影はどこにもなく、これで徹底的に騙されたとわかった。バス停で暫く待っていたらバスが来た。もうどうなってもよいからバスに乗りこんだ。バスに乗ると私は人ごみに交じりこんで、行けるところまでいくしかないと思った。少しすると車掌のお姉さんがこっちにやってきて言った。

「ぼく、切符買いましたか」

当時、戚堰から常州までの切符は20銭だが、一文無しなので、どうしたらいいかわからず、実情を白状しかなかった。

「すみません、私は戚堰へ革命造反派の講演を聴きに行ってきましたが、乗ってきた自転車は同級生に騙されて乗っていかれたので、帰れなくなりました。お金ももっていません」

「そう。でもお金がないからって、ただ乗りはできません。次のバス停で降りてください」

多分いろんな口実でただ乗りしている子供が多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が、私の弁明は全く聞き入れてもらえなかった。

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だから、次のバス停でおとなしく降りて、道路に沿って歩きだした。次のバス停まで歩いて、暫く待つとまたバスが来た。

「乗ろう、どうせだれも知っている人もいないし。だめだったら降りればいいから」

今度はバス停2つ目まで行けた。こんなふうに歩いてはただ乗りして夕方の五時半にやっと市内に帰って来た。

家に着いたら、祖母は私の顔を見て安心したが、自転車はどうしたのと聞かれてとうとう涙をぽろぽろこぼした。

その経緯を祖母に言ったら、祖母は言った。

「行こう、彼の家に行って取り返そう」

当時は学区ごとに学校に行っているので生徒たちの家はそんなに離れていなかった。祖母と一緒にその同級生の家に行ったら、なんだ、あいつは何食わぬ顔で晩ご飯を食べていた。自転車はそのまま庭に置いてあった。祖母は同級生の両親に訴えたら、その親は人の目をごまかすために一応息子を叱った。祖母は私に言った。

「じゃ、自転車を持って帰りましょう。」

私はあいつを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が、心は穏やかではなかった。私は彼の親にこう言った。

「帰りのバス代は?人に借りたから」

彼の母親はすぐ20銭を取り出して私に渡したので、やっと少し納得した。当時の20銭は今の5円の値打ちがあるから、子供にとっては大金だ。私はこのことをずっと父に言わなかった。ばれたらきっと殴られるだろう。

私が五年生の年に、父は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お願いして努力した結果、広化(コウカ)区家屋管理所から念願のアパートを手に入れた。そのため、一家は喜んでその夜は遅くまで起きていた。私は10時過ぎに寝たが、普段8時半に寝るから、興奮して10時まで起きていたのは徹夜のようなものだ。このアパートは労働中路に新築した4棟アパートの一つだった。3階建てでトイレや熱湯室は階と階の階段の中間部にあり、白い壁にコンクリートの床、木製の門扉と窓だ。部屋にはコンセントが一つもなかったので、現在の標準では人間の住むところではないが、当時は一流の住宅だった。このうちの1棟は、軍管会の将校達だけに提供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見ても、一庶民の家庭が住めるなんてどれだけ幸運なことかがわかる。

鍵を入手したので、さあ、引っ越しだ。当時引っ越し会社なんかなかったので、父は同僚数人に来てもらって大八車2台ですべてを運んだ。常州市街の椿(シュン)桂坊(ケイボウ)から新居の労働中路まではキロぐらい離れているが、このキロは街と田舎の境界線のようなものだ。4のアパートは荒野にっていて、周りは用水路池、水田で、少し離れていたところ無縁墓地があった。アパートの前に砂利敷きの道路が走り、車がると、巻き上げられた黄塵は目も開けられない。そのたびに祖母は皺を寄せて言う。

「ここは寂しすぎる。どうやって生活するの」

「心配しなくていいよ。2、3年もすればにぎやかになる」

やはり父は先見の明があった。

一家の居住するこのアパートは3LDKだが、申請者が多すぎて、家屋管理所は二つの家族に入居させた。私たちは北と南の2部屋に入り、もう一家族は南の部屋に夫婦と3人の子供が入った。当時は住むところがあればもう満足だから同居もしかたがない。揉め事はあったが、まあまあ無事に過ごした。冬になると、暖かい日差しが南向きの部屋に入り、温度は8度に上がり、とても暖かく感じて、厚い綿入れの服を脱いで薄い綿入れの服でも大丈夫だ。以前椿桂坊の家では、冬の室内気温はいつもマイナス以下で、洗面器の水が氷になり、タオルも板のように固く凍り、叩くと「パンパン」音がする。

新居に引っ越して来たばかりの頃は、周りに売店の一つもなく、買い物は15分歩いて(ミン)(ホウ)(キョウ)横の副食品店まで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ため、店の店長は23日おきに、リヤカーで日常用品などを運んで売りに来てくれるから、住民達に喜ばれていた。ある日、私は塩を買ったが、店長に5円札一枚渡したら、店長の不注意でお釣りを1円も余分に返してきた。思えば、前の戚墅堰の一件の時、すごく苦労をして同級生の母親からもらった20銭は大金だったが、今は1円も余分におつりが出たので、私たち子どもにとっては、巨額のお金だった。買い物客も多く、誰に間違って渡したかは店長にも定かではないはず。別に盗んだわけじゃないし、向こうが間違って渡したから。しかし、自分は少年先鋒隊員だと思うと、黙っていると、着服したのと変わらないじゃないか。それに店長がわざわざ苦労して私達のために商品を届けてきたのに、あとで帳簿が合わなかったら自分で補てん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間違っておつりを渡されたことを知った以上、返さないと長編楊州評話『武松』を読んで覚えた言葉で言うと、「漆がはがれきった」ように良心のかけらもないじゃないか。祖母に打ち明けて、次の時に店長に返そうと思った。祖母は私の考えに賛成して言った。

「まあ人間にはね、善には善の報いがあって、悪には悪の報いがあるの。もら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のお金をもらうと、いつかは倍になって返されるから」

それから私は毎日のように店長がくるのを待っていた。日曜日の午前に、案の定、店長はリヤカーを引いてやってきた。私は駆け寄って1円を差し出して言った。

「店長さん、この前に塩を買ったときに、おつりで余分にもらった1円です。これ、お返しします」

店長は私の顔をちらっと見て、お金を受け取ると、釣りいれの箱にポイと入れて言った。

「ああ、そうですか、ありがとう」

私はてっきり店長はきっと、いい子だな、これで弁償しなくて済むのだと感動するに違いないと思ったら、なんとこの不注意の店長は涼しい顔して軽く「ありがとう」の一言で済ませ、まるで間違っておつりを渡したことに全く気が付いていないようだったから、がっかりした。考えてみれば、リヤカーいっぱいに大包みの塩や樽の醤油、お客さんが来ればその場で量り売りだから、後で調べて、売り上げの合計が合えばよいことだということはわかる。少し損しても、次の時に秤で一工夫すれば戻るのだ。だから店長は全く気が付いておらず、1円損することもさらさら思っていないのだ。しかし、私はこのことで結構嬉しかった。自分がすごく高尚なことができ、とても鼻が高い気がした。それ以来、似たような経験は何回もあった。店員から余分におつりをもらったり、銀行でお金をおろしに行ったら、多めに渡されたりしたなど、私はいずれもきちんと返した。ただ、何回かデパートで買い物しておつりが足りなかったり、郵便局で受け取った振替のお金が不足したりしたことがあり、後で気が付いて交渉に行った場合は、一度も返してもらえなかった。それでも、不義の財は持ち主に返すべきであり、取っ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を取ったら、倍になって返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だ。自分のお金を他人が取ったら、これもその人が一生の中で倍にして返してくれるのだ。

新居に引っ越してからは、私の通学する道が遠くなった。家を出たら労働中路に沿って清涼寺(セイリョウジ)まで歩いて、そしてそこから平和路に出たらずっと平和路の終点まで歩いてやっと学校に到着する。歩行では30分ちょっとかかる。勿論、3銭使えばバスに乗れるが、1日に4回通学するから、12銭かかり、これは一人一日分のおかず代に相当する。だから私はバスに乗らない。雨天は傘をさして歩いて行く。これもまた遊びたいからだ。いつも道草を食いながら通学していた。大通りをそれて運河のほとりを歩いたり、水切りしてみたり、靴を脱いで運河の浅瀬を歩いてみたり。運河を行く船に声をかけたり、口答えをしてみたり。これは当時の私たち男の子たちの遊びなのだ。学校の勉強は今ほど忙しくないし、「文革」も影響しているから、まるで羊の放牧だ。私の家の周りはまだ田舎だったから、遊ぶものはいっぱいあった。当時の遊びは自然に溶け込む遊びだ。現代都市の子供たちは体験できない超級の楽しみだ。私は隣の餓鬼らと組んで、1銭で3つの釣り針を買って、3銭で3メートルのナイロンの釣り糸を買った。農家の野菜畑の竹の垣根から竹を1本抜き取り、これで釣り竿ができた。練り歯磨きの容器を切っておもりを作り、鶏の羽を切って浮きを作った。湿っている土からミミズを掘りだして餌にして、近くの池へ釣りに行ったりした。ある日、本当に2匹の150gぐらいの小鮒が釣れて、喜んで走って家に帰る途中、危うく転ぶところだった。祖母は小鮒入りの茶わん蒸しを作ってくれて、もう言葉で言い表せないほど、最高においしかった。魚が釣れなくても、いっそのこと服を脱いで川に飛び込んで一泳ぎをする。後に近隣の子供が川で泳いだら溺れて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から、父に一人泳ぎを禁止された。でも父が暇な時は一緒に行ってくれる。父は長い縄を私の腰に結んで、縄の片方は自分の手にとって岸辺に立っている。そうしたら心配することなく、自由自在に泳ぐことができたわけだ。水辺で遊ぶほか、餓鬼らと近くのレンガ工場に行って、かくれんぼうしたり、レール・カーに乗ったりして遊ぶ。レンガ工場はゲリラーごっこもできるほど広く、レンガの山は迷宮のように並んでいる。ここでかくれんぼうをやるなら10円払っても価値がある。勿論工場に入ればここの主人公になるからどんなに遊んでも無料だ。レンガ運搬用のレール・カーに子供数人乗って数人押して走れば、もう小さな機関車だ。私たちはいつも汗びっしょりなり」ながら、疲れきるまで遊んでから帰るのだった。

当時、私達と同じ階に住んでいる家族は、皆10羽前後の(にわとり)っていた。孵化所から購入した孵化して2日目の雛鶏から11日大きくなった鶏だ。雛鶏が大きくなって雄雌の区別がつくときに、雄鶏をつぶして鶏スープ料理にするが、雌鶏は大きく育ったら卵を産む。卵を産む時期だと、毎日56個も卵が取れて、一家の副食としては十分だ。そして朝、鶏達を放すと、草むらや溝穴へ餌を探しに行く。夕方に呼びに行けば、鶏はそれぞれの家に帰って来る。家を間違えることはない。たまに、私と父が野原に行ってエンマコオロギ(1種のコオロギを類似した虫)を捕えて、あるいは樹皮虫をとってきて鶏の餌にすることがある。ある日、私達は土の穴を掘ってみたら中にいるのはエンマコオロギではなく蛇だった。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それからあまり野原へエンマコオロギをとりに行かなくなった。虫を取ってきて鶏にやれば、次の日はきっと可愛くて大きな卵を産んでくれる。しかし、どの家も鶏を飼っていると、環境衛生は悪くなり、鶏を飼わない少数の人は面白くないわけだ。彼らも極端なのだ。殺虫剤のDDVPが米に混ぜて撒き散らして、鶏たちが食べて中毒し、バタバタ倒れて、死に瀕していた。私と父と祖母は気がついたときは、うちの10羽ほどの鶏も全部倒れていた。

私達は、誰がこんなむごいことをしたか、なぜ家畜を毒殺するかと怒りながら、どうしたらよいか、雌鶏たちを助ける方法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父と相談して、どうせ助からないから、死んだ馬を生きている馬として治すしかないのだ。手術しよう。鬚そりの刃を見つけてきて、一羽ずつ鶏の砂袋を切って開いて、じょうろで水を流し込んではまた出して洗い、34回繰り返してから、服を縫う針に綿の糸を通して切り口を縫い合わせて、鶏の巣に入れて休ませた。なんと、この一手はよく効いた。1羽が手術の時にすでに死んでいた以外、ほかの鶏は全部息を吹き返した。半月がたった後、鶏たちはみな元気になり、また卵を産んでくれた。その時の卵は今市場で買う卵よりおいしかった。

19677月、私は小学校を卒業した。しかし「文化大革命」が原因で、五年生のときは全く正常な授業がなかったし、試験もなかったので、成績表や卒業証書の発行もなかった。遺憾なことだ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卒業式の後は、私は志を抱きながら6年間勉強した母校を後にし、中学校の校門をくぐった。